李德伦音乐基金会举行中西汇粹音乐宴

—— 作家李广畅皖东乡村探访纪实

第一章  凄凉的花鼓：旧社会的讨饭村

皖东的初冬总裹着一股化不开的湿寒，风从淮河故道卷来，掠过光秃秃的白杨树梢，落在小岗村的旧土坯房上，竟带着几分当年的涩味。我跟着严金昌老人往村西头走，脚下的土路比如今小岗村乡村旅游区纪念馆前的水泥路松软许多，踩下去能陷进半指深的浮土 —— 这是小岗村最老的路，据说从清末民初就有，每一寸泥土里都埋着“饿”字。

“你看那片地，”严老忽然停住脚，指着远处一片泛着浅绿的麦田，“旧社会时，那是地主家的地，我们这些佃户，就靠租他家的几亩薄田过活。”他的手指在寒风里微微蜷曲，像是还在攥着当年那把磨秃了的锄头，“那时候地主心黑啊，租子要交七成，遇上好年景，收的粮刚够交租；要是碰上天灾，颗粒无收，还得欠着地租，年年都在窟窿里填窟窿。”

我们走到一处被砖墙围起来的旧址前，门牌上写着“小岗村佃户院旧址”，里面还留着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墙皮剥落成絮状，屋顶的茅草枯得一碰就碎。严老说，他爷爷那辈就住在这里，一家五口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屋里，冬天没有窗纸，冷风直往屋里灌，晚上只能围着灶台蜷着睡。“我爹常说，旧社会的冬天最难熬，地里没活干，家里没粮吃，只能挎着竹篮出去讨饭。” 他从挎包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 1946 年拍的，照片里三个瘦得只剩骨头的孩子，围着一个破竹篮，最小的那个肚子鼓着——那是饿出来的腹水，“这是我三叔家的孩子，那年冬天没熬过，死的时候才六岁，手里还攥着半块树皮。”

最让人心头发沉的，是严老说起旧社会的花鼓戏。“那时候讨饭，光靠哭不行，得会唱花鼓，不然地主家的狗都不让你靠近。”他清了清嗓子，哼起一段断断续续的调子，歌词是他父亲教的：“淮河滩，刮寒风，佃户家无米粮；挎竹篮，走西东，求口剩饭养孩童。”声音又干又哑，像被寒风刮过的芦管，“我爹当年就靠这两段戏，从江苏盱眙讨到安徽定远，有一次在地主家门口唱，地主家的管家嫌吵，用棍子打他的腿，他还是笑着唱，因为管家手里拿着半个冷窝头 —— 那是给我弟弟的救命粮。”

我走进佃户院的土坯房，墙角堆着一堆干枯的野菜，是讲解员特意摆放的当年的“主食”：灰菜、马齿苋、甚至还有树皮屑。“旧社会时，野菜都抢着挖，到了春天，地里的野菜刚冒芽，就被挖光了，只能剥树皮吃，”严老指着房梁上挂着的一个破陶罐，“这是我家当年的‘粮罐’，旧社会时，罐里最多装过两斤小米，我娘每天舀一勺，煮成稀糊糊，分给我们兄妹五个，她自己就喝罐底的水。”

第二章  解放后过上了安稳日子，但大集体也没吃饱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小岗村的佃户们终于分上了土地，严老说，那年春天，他爹牵着牛在自家地里耕地，耕着耕着就哭了：“这辈子终于有自己的地了！”可这份喜悦没持续太久，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土地收归集体，全村人吃大食堂，“一开始还行，食堂里能喝上稠粥，还有红薯馍，” 严老的语气沉了下来，“可没过两年，粮食就不够了，粥越煮越稀，稀得能照见碗底的花纹，红薯馍也变成了红薯叶馍，咬一口全是渣。”

我跟着严老走到当年的大食堂旧址，如今只剩一块刻着 “人民公社食堂遗址” 的石碑，石碑旁立着一个仿制的大铁锅，锅底还留着当年的黑垢。“那时候每天早上，村里人像赶场似的去食堂打饭，一家几口人就领一盆稀粥，几个菜团子，” 严老说，1960 年闹灾荒，麦子减产了七成，食堂里连稀粥都快供不上了，“我儿子那年三岁，饿得直哭，我媳妇抱着他去食堂要饭，大师傅叹着气，从自己的碗里拨了半个菜团子给孩子，说‘别让娃饿坏了’。”

大锅饭的 “干多干少一个样”，更让地里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严老记得，那时候队里记工分，壮劳力一天挣 10 分，妇女挣 8 分，可不管你在地里多卖力，分粮时都是按人口算，“有人在地里磨洋工，蹲在墙根晒太阳，也有人像我爹那样，天不亮就下地，可到头来，两家分的粮一样多 —— 时间长了，谁还愿意卖力？”1977 年，小岗村又遇旱灾，麦子收上来，每家每户分到的粮食还不够吃三个月，“有十多户人家连夜逃荒，我二弟带着媳妇孩子去了江西，走的时候，我娘塞给他一个讨饭篮，说‘要是实在没吃的，就唱两段花鼓，能混口饭吃’。”

在村里的老井旁，82 岁的严奶奶正坐在石头上择野菜，她手里的野菜和当年的一模一样，只是如今成了城里人的 “健康菜”，当年却是救命粮。“旧社会时，我跟着我娘讨饭，走了十几个县，” 严奶奶的声音颤巍巍的，“后来分了地，以为能吃饱了，结果大锅饭又饿肚子，我女儿就是那年冬天没的，发烧没钱买药，要是能有一口饱饭，或许就能活下来……” 她抹了抹眼角，手里的野菜叶被捏得变了形。

夕阳西下时，我和严老站在村头的土坡上，望着远处的淮河，河水泛着冷光，像一条明亮的带子。严老指着坡下的土地：“这片地肥得很，可旧社会时，地主不让我们种；后来归了集体，又没种好 —— 不是地不好，是日子没过对。还有就是，净搞运动，农忙时节也搞，耽误生产，农民不就是务农种庄稼多打粮嘛！”

风里传来远处的花鼓戏声，是村里的文艺队在排练，歌词改成了欢快的调子，可严老还是哼起了当年的老调：“北风刮，雪花飘，小岗人家没柴烧……”

我看着严老鬓角的白发，看着脚下这片埋着无数苦难的土地，忽然明白，小岗村后来的红手印，不是凭空按下去的 —— 是旧社会的讨饭篮，是大锅饭的稀粥，是孩子饿哭的声音，是无数个冬天的寒冷，一点点攒成了那份破釜沉舟的勇气。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从来不是轻飘飘的历史，而是刻在每一个小岗人骨血里的记忆，是后来所有改变的起点。

第三章 18个红手印：破冰冬夜与麦香满田

“就是这间屋，1978年12月的那个晚上，我们18户人家在这里秘密开会，按下了红手印。”老人便是严金昌，当年参与“分田到户”的亲历者之一。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房间中央摆着张缺了角的旧木桌，桌上的煤油灯擦得锃亮，灯芯仿佛还在跳动，将18个模糊的身影映在墙上；墙面上那张泛黄的契约尤其醒目，末尾18个鲜红手印或深或浅，每一个都藏着破釜沉舟的勇气，也刻着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

“那时候的小岗，穷得叮当响啊。”严金昌老人拉我坐在木桌旁的长凳上，慢慢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凤阳本就有“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说法，小岗村更是穷得“连锅底都刮不出油”。1978年安徽大旱，凤阳县受灾最重，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村民们只能拖家带口外出乞讨。就在这年10月，到了当地“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党委任命严俊昌当队长，严宏昌当副队长，严立学当会计，盼着新班子能让大家吃上饱饭。

“当时村里总共20户115口人，有2户单身汉常年在外讨生活，剩下18户都是拖家带口的。”严金昌老人指着墙上的老照片，照片里的村民们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脸上却带着乡邻间的熟络。他说村里人大都沾亲带故，要么是叔伯兄弟，要么是远房亲戚，感情格外亲。集体上工时、乞讨路上歇脚时，大家总爱凑在一起唠嗑，说来说去都是“咋能吃饱饭”。“其实那时候不少人心里都有分田的念头，可谁敢说啊？那可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坐牢的！”老人叹了口气，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木桌的缺角。

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这三个新干部，是真的急了。“他们仨天天挨家串户，白天帮着挑水劈柴，晚上就坐在灶膛边听我们诉苦。”严金昌老人回忆道，有次严宏昌来他家，看到灶台上只有半块红薯，当场就红了眼。走访时，有人会偷偷跟干部说“要是自己种自己收，肯定能多打粮”，这话让三个干部看到了希望，也犯了难——分田是要担杀头风险的啊。“我记得有天晚上，路过严俊昌家，还看见屋里的灯亮到后半夜，肯定是他们仨在商量事儿。”

后来没过多久，严立学就悄悄摸到我家，压低声音说“晚上去严立华家，有要事商量”。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隐约猜到要干啥。后来才知道，是三个干部碰过头定了主意——严宏昌说严俊昌家人口多，他来牵头，要是大家都同意就分田到户。那天晚上我揣着颗怦怦跳的心往严立华家走，路上碰见好几个村民，都是低着头闷声赶路，谁也不说话，却都知道要去做啥。

那天的风特别大，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可严立华家的小屋却挤得暖暖的。18户的当家人都来了，围着这张缺角木桌坐得满满当当。桌上的煤油灯滋滋烧着，光映在每个人脸上，有的皱着眉，有的攥着拳头，我自己手心也全是汗。“1978年分粮，我家7口人就分了几十斤稻子，够吃半年吗？”严金昌老人的声音突然提高，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晚上。就在这时，有个村民憋不住喊了句“不如分田到户，自己种自己收！”话音刚落，屋里静得只能听见油灯响。有人颤着声说“被发现了咋办？老婆孩子谁管？”严俊昌“啪”地一拍桌子：“出了事我担着，大不了坐牢！”那声音震得油灯都晃了晃，也震醒了大家的决心。

没人再反对了，18个人当场就拍了板要分田。严宏昌掏出纸笔，借着油灯写契约，字写得歪歪扭扭，可每个人都盯着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老人念着契约上的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着，像是在描摹当年的字迹。有人找来瓶红墨水，大家轮流按手印。“你看这个，就是我的。”老人指着契约上一个格外清晰的手印，“当时按得太用力，墨水流到指缝里，洗了好几天都有印子。我心里想，成了就能吃饱饭，不成大不了接着讨饭，总比看着孩子饿肚子强！”

契约写好后，我们找了根竹竿，把纸卷起来藏在房梁缝里，还用泥巴封了口。大家约好，这事烂在肚子里，白天该上工上工，装得跟平常一样，晚上就摸着黑去地里翻土。“那时候晚上不敢点灯，就借着月光干活，手上磨起了泡也不敢吭声。”严金昌老人笑着说，有次半夜他在地里翻土，还碰见了严俊昌，两人对视一笑，啥也没说，接着埋头干活。谁也没想到，这偷偷摸摸干的事，后来竟改了全村人的命，还成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开头。

“后来瞒不住啦！”老人领着我走到另一组展品前，里面有当年的粮囤照片。他说1979年春天，我们种的麦子长得特别好，比集体种的高出一大截，公社书记张明楼来检查时看出了端倪，问严俊昌咋回事，严俊昌索性说了实话。张明楼没批评，还上报给了县委书记陈庭元。当年4月陈庭元来调研，看了我们偷偷种的地，在县里定了“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规矩，悄悄护着我们。1980年万里书记来考察，看到家家户户粮囤堆得冒尖，当场说“我支持你们”。后来邓小平同志也肯定了包产到户，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这是社会主义责任制，我们藏在房梁上的契约，总算见了天日。

1979年春天，小岗村的土地第一次按户划分，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几亩田，村民们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连孩子都跟着去地里拔草。严金昌说：“我家分到了5亩田，我和老婆每天在地里干活，中午就啃个冷窝头，晚上回家还得给麦子浇水。那时候虽然累，可心里有盼头，想着秋天能收好多粮食，就不觉得累了。”

秋天到了，小岗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我家5亩田收了 3000多斤麦子，是以前队里分粮的5倍！” 严老的眼睛亮了起来，“那天我把麦子拉回家，堆在院子里，像小山一样，我娘抱着麦子哭了，说‘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粮食’。村里其他人家也都丰收了，有的人家还养了猪、鸡，孩子们终于能吃上白面馒头了！”他说，那年冬天，小岗人再也不用挎着竹篮讨饭了，有人还把以前讨饭用的篮子劈了烧火，说“再也不用这东西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县里、省里，一开始有人反对，说小岗村搞 “资本主义”，可后来，上级派来了调查组，看到小岗村的丰收景象，又听了村民的心声，最终认可了分田到户的做法。1980年，中央肯定了小岗村的 “大包干”，从此，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正式拉开，“大包干” 的经验在全国推广。严金昌说：“那时候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小岗村参观，有的还带着种子、化肥，想学习我们的经验。我还见过省里的领导，他们说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我们听了都特别自豪。”

在纪念馆的展柜里，我看到了当年严金昌家丰收的麦粒标本，颗粒饱满，金黄发亮，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1980年春节，小岗村民围在一起吃年夜饭的场景，桌上摆着馒头、猪肉、鱼，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严老说：“那年春节，我们家第一次吃了顿饱饭，我还买了红纸，写了副春联：‘分田到户吃饱饭，勤劳致富奔小康’，贴在门框上，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离开纪念馆时，夜色渐浓，馆外的广场上亮起了灯，“小岗村” 三个红色的大字在灯光下格外醒目。严老说：“那个冬夜的红手印，改变了小岗村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命运。现在有时候我还会来这里看看，想起当年的日子，就觉得现在的生活真好。” 风里传来远处村民家的电视声，播放着欢快的花鼓戏，歌词里唱着 “分田到户喜洋洋，麦香满田粮满仓”，与第一章里的悲声形成鲜明对比，我知道，这是改革带来的希望，是 18 个红手印浇灌出的幸福。

第四章 集体新路：从困境到重生的春潮

“分田到户虽然解决了吃饭问题，可到了2000年代，新的问题又来了。” 严金昌老人坐在自家的农家乐里，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那时候一家一户的小地块，根本搞不了规模化种植，别人都用大型机械种地了，我们还在用牛耕地；别人种经济作物赚钱了，我们还在种麦子、水稻，卖不上价。有的人家外出打工，田就荒了，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日子又不如以前了。”

我跟着严老去村里走访，看到一些闲置的土坯房，墙面上长满了杂草，有的院子里堆满了杂物。他说：“2005年前后，村里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0元，比周边的村子差远了。有人说：‘分田到户好是好，可现在跟不上时代了。’还有人提议：‘不如咱们再走集体化道路，把田集中起来，搞合作社，一起发展！’可大家意见不一，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毕竟分田到户这么多年，习惯了自己说了算。”

就在小岗村陷入困境的时候，2006年，省里派来了驻村帮扶组，组长姓沈，叫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的干部。“沈组长刚来的时候，背着个旧背包，裤腿卷得高高的，就跟咱们庄稼人没两样，挨家挨户走访，哪怕是最偏远的几户人家，他都跑了两三遍。”严老放下茶杯，眼神里满是怀念，“有次去五保户严家昌家，看到老人屋顶漏雨，床底下全是积水，他当场就蹲在地上帮老人挪床，第二天一早就带着人来修屋顶。跟我们拉家常的时候，他不坐凳子，就坐在田埂上，问我们种什么划算、孩子上学远不远、看病方便不方便，把每家的难处都记在那个磨破了皮的笔记本上。”

沈浩常说：“小岗村是改革第一村，不能落在后面，要想发展，就得抱团取暖，走集体化道路！”可很多人不相信，私下里议论：“以前搞集体穷怕了，现在再搞集体能行吗？”还有人直接跟他叫板：“你是省里来的干部，干两年就走了，我们的日子可是要过一辈子的！”沈浩没反驳，只是拍着胸脯说：“我不走，我要跟大家一起把小岗村搞起来！”为了让大家信服，他提议：“咱们去外面看看，看看别人是怎么搞的，眼见为实！”

2007 年春天，沈浩自掏腰包凑了路费，带着村里的干部和部分村民代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了山西大寨和河南南街村取经。“在大寨，我们看了他们平整的梯田和完善的水利设施，郭凤莲书记跟我们说，要是各家各户自己干，这梯田根本修不起来，集体的力量就是能办大事。到了南街村，看到他们的面粉厂、方便面厂每天机器轰鸣，村民们不仅有工资，年底还有分红，看病上学都有保障，好多人家都住上了楼房，我们这些人心里都直痒痒。”严老回忆说，那次取经路上，沈浩一路都在给大家算经济账，晚上住最便宜的招待所，还在路灯下跟村民代表聊到半夜，那次出行彻底打消了不少人的顾虑，有人跟沈浩说：“沈组长，我们信你，小岗村也能这么搞！”

回来后，沈浩连着开了十几次村民大会，商量成立合作社的事。可还是有村民犯嘀咕，担心土地入股后没保障，有人甚至在会上拍了桌子：“我的地我自己种惯了，交给合作社要是亏了咋办？”沈浩耐心解释：“合作社采取‘土地入股’的方式，土地的经营权还在大家手里，年底按股分红，要是合作社亏了，我先把我的工资拿出来补！不想入股的也可以自己种，绝不强迫。”为了让大家放心，他带头把自己的工资捐出来，给合作社买了优质种子和化肥，还跑了几十趟省城，请来安徽农业大学的专家，手把手教村民种葡萄、草莓这些经济作物。有个村民家里困难，买不起种苗，沈浩知道后，悄悄托人把种苗送到他家门口，还跟他说：“先种着，有困难找我。”

严金昌是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他把自家的5亩田入股，还主动担任了合作社的技术员。“刚开始种葡萄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幼苗刚种下去就死了一片，大家都急得直跺脚。沈组长比我们还急，连夜联系山东寿光的葡萄种植大户，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们赶过去学习。在寿光的那几天，他每天天不亮就跟我们去大棚里学剪枝、学施肥，晚上还帮我们整理笔记。回来后，他又请专家来村里开培训班，把大棚里的温度、湿度怎么控制，病虫害怎么防治，一条一条讲给我们听。”严老说，就这样手把手教了大半年，葡萄终于长好了，第一次采摘的时候，看着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沈浩跟村民们一起蹲在大棚里笑，脸上全是泥点。那年葡萄每亩卖了1万多块，比种麦子足足多了七八倍，拿到分红的时候，有个以前反对的村民拉着沈浩的手说：“沈组长，多亏了你啊！”

在沈浩的带领下，合作社越办越红火。他又牵头办起了大米加工厂，注册了“小岗牌”商标，把以前卖不上价的大米包装起来，通过景区商店和电商销往全国各地。不少村民借着旅游发展的东风，把自家老宅改造成了乡村民宿，保留着土坯墙、旧农具这些老物件，配上“大包干故事墙”和凤阳酿豆腐、小岗麦饼这些特色餐饮，成了游客体验农家生活的好去处。沈浩还想着给村里修条柏油路，方便游客进来，他跑遍了各个部门争取资金，那段时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嘴唇都起了泡，村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主动义务出工，不到三个月就把路修通了。路通那天，村里放了鞭炮，沈浩站在路边，看着来往的车辆，笑着说：“小岗村的路，这下真的通了！”

我跟着严老去合作社的葡萄种植基地，大棚里反季节的葡萄藤又刚发出新芽，村民们正在地里浇水、施肥，脸上满是干劲 —— 这里如今已是小岗村热门的葡萄采摘园，和蘑菇大棚、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一起，构成了村里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基地负责人严宏昌说：“现在合作社有社员200多户，土地 1000多亩，除了葡萄、草莓，还种了有机蔬菜，搞了采摘园，每年来村里旅游的人有几十万，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2 万元了！”他指着远处的工厂：“那是我们的大米加工厂，每天能加工大米50吨，还有花生油厂、面粉厂，都是集体企业，村民们在厂里上班，每个月能拿3000多块工资。

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为小岗村呕心沥血的好干部，却没能陪大家走得更远。2009年11月6日清晨，村民们像往常一样去村委会找沈浩商量事，却发现他趴在办公桌上，再也没有醒过来——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沈浩突发心脏病，年仅46岁。消息传来，小岗村的村民们都哭了，大家自发地来到村委会，有的老人抱着沈浩的遗像泣不成声，有的村民把家里最好的鸡蛋、面条送到村委会，说要给沈组长做最后一顿饭。出殡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他，很多村民追着灵车跑了很远，哭喊着：“沈组长，你别走啊！”

为了纪念这位带领小岗村走出困境的好书记，2010年，小岗村村民自发捐款，在村里建起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还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了村里的公墓，让他永远守护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如今的陈列馆里，沈浩当年用过的背包、笔记本、工作证整齐地摆放在展柜里，墙上挂满了他走访村民、带领大家修路、建厂房的照片，讲解员每次讲到沈浩的事迹，声音都会哽咽。每年的11月6日，都会有村民带着鲜花来到沈浩墓前，跟他说说村里的新变化：“沈组长，咱们村又盖了新学校，孩子们都能就近上学了”“沈组长，合作社又扩大了，今年分红又涨了”……

经过这些年的开发建设，旅游业已经成了带动小岗村发展的重要产业，村里不仅建成了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村文化广场这些景点，还配套了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等完善设施，专门为游客提供葡萄采摘、踩水车、推磨这些参与性项目，旅游内容特别丰富。”现在，小岗村乡村旅游区为国家AAAA级景区，已开发形成的旅游项目有：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小岗村档案馆、沈浩故居、沈浩墓、小岗村当年农家、小岗村文化广场、小岗村葡萄采摘园、小岗村蘑菇大棚、小岗村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天荒红街、小岗村研学基地、当年小岗、小岗村乡愁院子、小岗村漫享田园、小岗村国家农业公园、中国红乐园、梨园公社、小岗村麦田大地艺术园、石马文化园等景点 。

在村里的文化广场上，我看到一群老人在跳广场舞，旁边的戏台上演着凤阳花鼓戏，歌词里唱着“集体化道路宽又广，小岗村处处新气象”——这正是小岗村活化非遗资源的生动体现，村里组建了花鼓文艺队，将传统“讨饭调”改编成契合改革主题的喜歌，凤画传承人还在景区开设了体验工坊，游客可以跟着艺人学画以“红手印”“麦香满田”为主题的凤画，让非遗从“看得见”变成“能参与”。

同时，村里还依托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等红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研学产业，设计了“重走小岗路”“红手印契约模拟”等互动课程，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改革精神。严金昌说：“沈组长虽然已经走了，可他留下的合作社还在，集体化道路还在走。现在村里盖了新学校、新医院，孩子们上学不用花钱，老人们有养老金，日子越过越红火。”他指着村里的“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每天都有人来这里参观，学习沈浩的精神，我们也不会忘记他，是他带领小岗村走出了困境，迎来了新生。”

是啊，小岗村的辉煌发展，离不开有沈浩这样一个党派来的好的第一书记的正确引领，更得益于村里大力发掘在地资源，通过活化非遗、发展研学和乡村民宿，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让改革精神与乡土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当然，这背后也离不开国家和多个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大力扶持！这些，深受恩惠的小岗人怎能忘记！

如今小岗村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幸福村，中国乡村红色遗产名村，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旅游名村，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国内知名的特色小镇，全国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等荣誉。2021年11月10日，被农业农村部推介为2021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列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2010-2017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监测合格名单。

离开小岗村时，夕阳西下，把村庄染成了金黄色。田野里的麦苗随风起伏，工厂的机器声与村民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画卷。我想起严金昌老人说的话：“小岗村的改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着时代走，该分的时候分，该合的时候合，只要能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就是好路子。”是啊，从大锅饭到分田到户，再到集体化重生，小岗村的三段发展史，不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缩影，更是中国农民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见证。

车驶出小岗村，后视镜里的村庄渐渐远去，可那些红手印、那些花鼓声、那些村民们的笑容，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时代在发展，人的思想也在跟着时代的发展在变化。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在不断与时聚进，探索适合更趋科学发展的模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多样化的探索。哪个样式更适合自己，取决于自己根据现实的科学选择。小岗村的集体化回归，毋容质疑！这是他们在通过了事实求是的反复实践证明而得出的重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我知道，小岗村的故事还在继续，中国农村的改革也还在继续，而那些为了幸福生活不断奋斗的人们，终将在时代的浪潮中，书写出更精彩的篇章。

作者简介：

李广畅，山东新四军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资深媒体人、作家、法律维权专家、通晓各种文体写作和法律知识、有丰富的法律服务实战经验，受聘担任多家企业和媒体法律顾问，现任作家报（网）总编辑，中国新时代党建新闻网副总编辑、作家报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文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国际华文作家传媒联盟主席。曾在济南军区某部专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因写作多次立功授奖，后转业到新泰市人民法院任秘书和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现为文化公司和法律公司、综合经贸公司执行董事。从1993年开始专业为老百姓垫钱打官司，激活了法律服务市场，有中国垫钱打官司第一人之称。学习蒲松龄，边打官司边搜集文学创作素材，业余时间进行新闻和文学创作。曾在济南军区司令部宣传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山东青年报社理论部和新闻部学习，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农民日报、人民装甲兵、人民法院报、中国科技信息报、大众日报、前卫报、山东青年报、山东法制报、山东青年、时代文学、农村大众 、山东工人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黄河民兵、大众法治、山东审判等报刊电台出版社发表新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并有多篇文章和典型经验材料在征文活动中获奖和被解放军出版社、经济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入选结集出版。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离歌》、《婚姻出走记》分别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所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形形色色的离婚案》、《羊流风华》、长篇小说《青春芳华》、《情缘》、《未了的情缘》、《人生春梦》、长篇文学游记《中国的红色密码》系列篇章等在国家正规报刊、网站上发表，受到读者好评。                          

（本文完）2025年11月27日

总编审：蓝乙人  

责任编辑：蒙仕荣 韦俊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