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真卿书画研究院与德州书画研究院

  新四军的悲壮与在山东的辉煌史诗—— 作家李广畅寻访新四军三军部旧址纪实

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琼崖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中坚力量。在东西南北中广袤的抗日战场上，这些英雄武装以钢铁意志浴血奋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牺牲，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抗战胜利后，这些武装力量逐步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横扫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立下赫赫功勋，铸就了彪炳史册的辉煌史诗！

本文作者以一个作家的视角，将目光聚焦于新四军这支英雄劲旅——从诞生之初的星火汇聚，到烽火中的艰难发展、喋血抗争，再到重组后挺进山东的发展壮大，跨越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四省，踏上漫漫寻访之路。循着红色足迹，触摸历史温度，只为探寻这支队伍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精神密码，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第一章 皖山泾水间的忠魂印记——云岭与新四军的星火初燃和悲壮的皖南事变

汽车在泾县境内的盘山公路上行驶时，我特意让司机放慢了车速。车窗外，青弋江像一条碧绿的绸带缠绕在群山之间，两岸的乌桕树正逢盛秋，红叶如燃，将皖南山地装点得暖意融融。可这份秋日闲情，却丝毫没能冲淡我心中的肃穆——地图上那个被红笔圈住的 “云岭” 正越来越近。作为新四军初创时期的军部驻扎近三年的核心区域，这里不仅是这支英雄部队星火燎原的起点，更藏着中国抗战史上一段沉甸甸的记忆。而这段记忆的开篇，早已镌刻在民族危亡的岁月深处。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逼蒋抗日”的历史转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加速合作进程。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而散落于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则在整合改编后组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由此诞生，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

新四军组建之初，经过国共两党协商确定了明确的领导机构及人员任命，核心领导成员如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这些核心领导人凭借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和革命斗争阅历，为新四军的初期建设、战略部署及敌后抗战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核心领导机构外，新四军初期下辖四个支队，各支队也相应完成了主要指挥人员的任命，具体配置为：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由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各支队领导人员多为长期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熟悉当地地形与群众基础，为新四军迅速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关键保障。这些任命人员共同构成了新四军的核心指挥体系，带领部队在华中抗战前线屡建奇功，逐步成长为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

安徽云岭今貌

“李老师，前面就是云岭镇罗里村了，军部旧址纪念馆就在村里。” 司机的话音刚落，我便看到前方村口矗立着一座青灰色门楼，“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十个鎏金大字在秋阳下熠熠生辉，门楼两侧的夯土墙上，爬满了暗红色的爬山虎，叶片在风中簌簌作响，像是在低声吟唱着八十多年前的歌谣。推开车门，脚下的青石板路带着山间的湿润，空气中混杂着桂花香与泥土的芬芳，恍惚间，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纪念馆讲解员小周早已在门口等候，她是土生土长的云岭人，祖父曾是当年掩护新四军战士的村民，对这里的历史熟稔于心。“李老师，您看这片村落群，总面积有三万多平方米，都是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当年新四军军部的各个机关就分散在这些院落里。”小周指着前方错落有致的白墙黛瓦，语气中满是自豪，“司令部在种墨园，政治部在大夫第，军需处、修械所、战地医院也都各有驻地，整个罗里村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军营，最多的时候驻扎了两千多名指战员。”

跟着小周走进种墨园，一座典型的皖南古民居映入眼帘，三进院落层层递进，穿堂风带着桂花香扑面而来。庭院中央的老桂树已有百年树龄，枝繁叶茂，细碎的金黄花瓣落了一地。“这棵桂树是叶挺军长亲手栽种的，”小周指着树干上的铭牌介绍道，“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到云岭，叶挺军长看到院子里空荡荡的，就从附近山上挖了这棵小桂树栽在这里。他说，等抗战胜利了，咱们还要回来闻桂花香呢。”我走上前，轻轻抚摸着粗糙的树干，树皮上深浅不一的纹路，仿佛刻满了岁月的沧桑。眼前仿佛浮现当年叶挺军长在树下踱步的场景，马灯的光晕照亮他刚毅的面容，手中的军用地图上，标注着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每一个据点。

种墨园的正堂内，一组栩栩如生的蜡像再现了当年军部会议的场景。叶挺军长身着深灰色军装，腰束武装带，右手握拳抵在桌案上，目光如炬，像是正在部署一场关键的作战行动；项英副军长坐在他左侧，眉头微蹙，手中紧攥着一份电报，神情凝重；几位参谋人员围在巨大的军用地图旁，有的用红笔标注着日军动向，有的低声交流着战术部署，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坚毅，那是一种源于信仰、不可动摇的力量。

凝视着这些栩栩如生的面容，我的目光掠过他们身上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和简陋的武器装备，心中的敬意与酸楚交织。当年新四军的待遇与条件是何等艰苦，与装备美式军械、由国民政府供给的国民党军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我们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几乎全靠民众支持和生产自给，一部分弹药和粮食甚至要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来补充。然而，正是这样一支衣衫褴褛、武器落后的队伍，抗日的热情却空前高涨。物资的极度匮乏，丝毫没有磨灭他们的斗志，反而将他们的意志淬炼得如钢铁般坚硬。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上，镌刻着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解放的渴望，以及面对任何强敌都绝不屈服的凛然正气。

“1939年5月，日军对皖南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当时军部直属队只有一个警卫营，兵力悬殊。”小周的声音渐渐低沉，“叶挺军长亲自率领警卫营赶赴铜山阻击敌人，在山头阵地坚守了三天三夜，战士们用步枪、手榴弹和石块，硬是把装备精良的日军挡在了云岭之外。那场战斗中，有28名战士牺牲，最小的新兵叫王小宝，才17岁，牺牲时手里还紧紧攥着没扔出去的手榴弹。”

在正堂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新四军军部驻云岭时期活动示意图》，红色的箭头密密麻麻地标注着部队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区域。凑近地图，手指沿着箭头的方向缓缓移动，从云岭到宣城，从芜湖到铜陵，每一个地名背后，都对应着一场浴血奋战。“新四军在云岭期间，不仅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还主动出击，先后发动了繁昌保卫战、泾县反击战等大小战斗数百次，歼灭日军和伪军一万余人。”小周指着地图上的繁昌地区介绍道，“繁昌保卫战打了四次，历时一个多月，战士们在零下几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衣趴在雪地里阻击敌人，很多人的手脚都冻烂了，却没有一个人退缩。最终，我们不仅守住了繁昌，还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极大地鼓舞了江南抗日军民的士气。”

“这种为了人民、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新四军的各个部队中闪耀。”小周的声音变得更加深沉，她将我们引向一组名为“英雄连队”的展板前，“1943年3月18日，在江苏淮阴的刘老庄，就发生了一场极其悲壮的战斗。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第四连的八十二名指战员，为了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和数千名群众安全转移，面对一千多名日伪军的重重合围，毅然选择就地构筑阵地，顽强阻击。”

她指着一张模糊却震撼的历史照片继续说道：“从清晨到黄昏，四连的勇士们利用村头交通沟作为工事，击退了敌人五次凶猛的冲锋，毙伤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人，使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成功拖延了敌人，为群众和机关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然而，在敌人密集的炮火轰击下，四连官兵弹尽援绝，白刃格斗后，八十二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正是这一系列辉煌战绩，让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也深深刺痛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随着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蓬勃发展，其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和群众基础愈发坚实，这让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产生了强烈的忌惮与敌视。他们将新四军视为心腹之患，蓄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密谋对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

走出种墨园，沿着青石板路向西步行百余米，便来到了新四军政治部旧址——大夫第。这座院落比种墨园更为宽敞，前厅是政治部的办公区域，后厅则是干部宿舍。墙上挂着当年政治部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统一的粗布军装，脸上带着青涩却坚定的笑容。“当年政治部的工作非常繁重，不仅要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发动群众参与抗日。”小周指着一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油印件说道，“为了让老百姓明白抗日的道理，政治部的同志经常深入周边村落，用打快板、唱山歌的方式宣传抗日思想，还组织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当时云岭周边的青壮年几乎都报名参加了新四军，连不少妇女都主动承担起了缝补军装、照顾伤员的工作。” 

在大夫第的一间厢房里，陈列着当年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使用过的书桌和钢笔。书桌上，放着一本翻得起毛边的《论持久战》，扉页上有袁国平亲笔写下的“坚持抗战，永不退缩”八个字。“袁国平主任是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擅长思想政治工作，还亲自参与作战指挥。”小周的语气中充满了敬佩，“1941年皖南事变中，他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战友，他毅然开枪自尽，牺牲时年仅35岁。他在遗嘱中写道：‘你们要继续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句话后来成为了新四军将士的精神动力。”

 午后的阳光渐渐西斜，我们来到了位于罗里村西侧的新四军战地医院旧址。这座院落相对简陋，土墙斑驳，屋顶的瓦片有些已经破损，院子里一口老井的井台被磨得光滑发亮。“当年战地医院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消毒水，就用煮沸的井水；没有麻醉药，战士们做手术时就咬着木棍；药品更是极度匮乏，医护人员只能上山采草药来替代。”小周指着院墙角堆放的几捆干草药说道，“这些是当地百姓特意为纪念馆采的，和当年战士们用的草药是同一种。为了抢救伤员，很多医护人员都累倒在了岗位上，有的甚至因为误食有毒的草药而牺牲。”

在战地医院的展厅里，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照片里，一位年轻的女护士正蹲在地上，为一名腿部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她的脸上带着疲惫，却眼神坚定。“这位护士叫吴月清，是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1938年参加新四军。”小周介绍道，“1940年的一次战斗中，医院遭到日军炮弹袭击，吴月清为了掩护伤员，左腿被炮弹炸伤，最终不得不截肢。但她没有离开医院，而是坐在轮椅上继续为伤员换药、包扎，直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留在泾县工作，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革命老区的医疗事业。”

我蹲下身，仔细端详着照片下方的文字说明，眼眶不禁有些湿润。我想起在来云岭的路上，司机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当年战地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了救治伤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去采购药品，有一次，两名女护士在返回医院的途中被日军发现，她们为了保护药品，毅然跳入了冰冷的青弋江，再也没有上来。“这些年轻的姑娘，本该在父母身边享受亲情，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危，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低声呢喃，从背包里拿出相机，对着照片轻轻按下了快门。我知道，这些珍贵的影像，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英雄精神的传承。

离开战地医院，我们特意去了附近的云岭老街。这条长约五百米的老街，当年是新四军后勤补给的重要基地，沿街的店铺大多是当年的老字号，只是如今已换成了新的店主。在一家名为“诚信杂货铺” 的店里，店主李大爷正坐在门口晒太阳，看到我胸前挂着的相机，便主动上前搭话：“同志，你是来寻访新四军旧址的吧？我祖父当年就是这条街上的货郎，经常给军部送粮食和日用品。”李大爷今年 78 岁，说起祖父的故事，他打开了话匣子：“祖父说，当年新四军的纪律特别严明，买东西从来都是按价付钱，哪怕是一根针、一尺布都不例外。有一次，一名战士买了一包盐，因为身上的钱不够，就把自己的毛巾押在了店里，第二天特意送来钱把毛巾赎了回去。”

 李大爷还告诉我们，当年老街的百姓都把新四军当成自己的亲人，战士们也经常帮百姓干农活、修房屋。每到农忙时节，军部就会组织指战员去田间帮助百姓收割庄稼；遇到百姓生病，战地医院的医护人员会免费上门治疗。“有一年冬天，我祖父得了重病，是战地医院的吴月清护士每天上门给他打针、换药，还送来自己省下来的口粮。” 李大爷的眼中泛起了泪光，“祖父临终前还嘱咐我们，一定要记住新四军的恩情，要把他们的故事一代代传下去。”

夕阳西下时，我们来到了云岭后山的新四军烈士陵园。一百多座墓碑整齐地排列在山坡上，墓碑清一色由青石雕成，上面刻着烈士的姓名、籍贯和牺牲日期。每座墓碑前都放着一束新鲜的野菊花，那是当地村民和游客特意献上的。沿着墓碑缓缓行走，仔细阅读着每一座墓碑上的文字。有的烈士信息非常详细，不仅有出生和牺牲日期，还有简短的生平介绍；有的则只有“无名烈士之墓”五个字，连姓名和籍贯都无从考证。

在一座刻着“陈翰章烈士之墓”的墓碑前停下了脚步。墓碑的简介上写着：“陈翰章，江苏宜兴人，1917年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某部指导员，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年仅24岁。”我蹲下身，轻轻拂去墓碑上的落叶，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认真地记下了烈士的事迹。“2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我想起了自己24岁时的模样，那时候享受着和平年代的安宁与幸福，而像陈翰章这样的烈士，却在如花的年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献出了生命。

“李老师，这边是皖南事变突围烈士纪念碑。”小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站起身，顺着小周手指的方向望去，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矗立在山坡顶端，碑身正面刻着“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十二个金色大字，在夕阳的映照下格外醒目。纪念碑周围，摆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的挽联写着“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奉命北移，从云岭出发后，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八万多人的伏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小周的声音带着几分沉重，“国民党军队预先设下重重封锁线，向毫无防备的新四军发起猛攻。在七天七夜的激战中，新四军将士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队伍被打散。这场惨案中，军部及驻皖南部队9000余人遭受重创，最终只有两千多人成功突围，叶挺军长为保残部被迫谈判却遭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领导人壮烈牺牲。”

站在纪念碑前，我眺望远方的茂林方向，那里的山峦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苍茫。仿佛看到了当年激战的场景：战士们手挽着手冲向敌人的阵地，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鲜血染红了山坡上的每一寸土地。而国民党当局竟还反诬新四军“叛变”，试图掩盖其破坏抗战的罪行。

“突围出来的战士历经艰险，最终辗转前往江苏盐城。”小周继续说道，“1941年1月25日，一千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和各界代表在盐城举行军部重建大会，标志着这支铁军在绝境中重生。而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震惊了中外。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悲愤交加，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与交涉，全国各界人士也纷纷声讨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国际社会同样对这一事件表示强烈谴责。”

暮色四合时，我们才走出烈士陵园。山风吹过，带来了远处村落的炊烟味，混合着桂树的香气。回头望去，烈士陵园在夕阳的余晖中静静矗立，墓碑上的字迹被镀上了一层金色，仿佛在诉说着英雄们的不朽传奇。“这些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就像这山间的松柏一样，永远常青。”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在寂静的山间格外清晰。

当晚，我们住在了云岭镇的一户村民家里。房东是李大爷的儿子李泽东，今年50多岁，是一名小学教师，专门负责给学生们讲解新四军的历史。“我从小就听祖父讲新四军的故事，后来当了老师，就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学生们听。”李泽东端着一杯热茶递给我，“我们云岭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把新四军的精神传承下去，让后代子孙永远记住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英雄。”

李泽东还告诉我们，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云岭镇近年来打造了“新四军精神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学生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镇上的小学还开设了“红色课堂”，组织学生们参观旧址纪念馆、为烈士扫墓，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红色教育。“上个月，我们还组织了‘重走新四军北移路’活动，有两百多名党员干部沿着当年新四军突围的路线徒步前行，体验革命先辈的艰辛。” 李泽东的语气中满是自豪。

夜深了，窗外的桂树在月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我坐在桌前，翻看白天拍摄的照片和记录的笔记，云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脑海中重现。想起了在种墨园看到的那棵老桂树，想起了战地医院里吴月清护士的照片，想起了烈士陵园里那些无名烈士的墓碑，更想起了皖南事变中那些不屈的忠魂。我知道，云岭不仅是一座地理上的村落，更是一座精神上的丰碑，这里承载着新四军将士的忠诚与勇敢，承载着革命群众的深情与大义，更铭刻着一段不容遗忘的民族记忆。

告别李泽东一家，我们踏上了前往江苏盐城的路程。汽车驶离云岭时，再次回头望去，那片白墙黛瓦的古村落，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拿出相机，对着云岭的方向按下了快门，将这幅美丽而庄严的画面永远定格在镜头里。我知道，自己的寻访之路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我还要去江苏盐城，探寻新四军重建军部的浴火重生之路；还要去山东临沂，见证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后的辉煌发展历程。但云岭的记忆，注定会成为这段旅程中最珍贵的部分，因为这里，是新四军精神的源头，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浇灌出的红色热土。

自己不仅是一名寻访者，更是一名传承者，我要把在云岭听到的故事、感受到的精神，通过文字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新四军的英雄事迹永远流传下去。

第二章 盐阜大地的涅槃之光—山东部队助力新四军浴火重生

从安徽泾县出发，沿着沪蓉高速一路向东，汽车穿越皖苏边境的平原沃野，我的目光始终停留在窗外不断变换的景致上。告别了皖南的层峦叠嶂，眼前的视野渐渐开阔起来，成片的稻田在秋风中翻涌着金色的波浪，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可我的思绪，却始终沉浸在皖南事变的悲壮记忆中——那两千多名突围战士，是如何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层层封锁，最终抵达这片土地，重建起新四军的旗帜？盐城又何以成为新四军重建的根据地？带着这些疑问，我的目的地——江苏盐城，越来越近。

盐城，这座位于黄海之滨的城市，因“环城皆盐场”而得名。民国时期的战乱与灾荒，让这里一度贫瘠落后，但也正是这片看似平凡的土地，在1941年的春天，成为了新四军浴火重生的摇篮。当汽车驶入盐城城区，“新四军纪念馆”的巨大标识便映入眼帘，那座造型酷似“N4A”（新四军英文缩写）的建筑，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我推开车门，一股带着海风气息的凉意扑面而来，整理了一下衣领，快步走向纪念馆的入口，仿佛要立刻投入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

接待我的是纪念馆研究员陈建军，一位深耕新四军历史研究三十余年的学者。“李老师，您来得正好，我们刚完成了一批皖南事变突围战士遗物的整理工作。”陈建军握着我的手，语气中带着几分激动，“盐城能成为新四军重建军部的所在地，并非偶然。这里东临黄海，西接淮扬，南连苏中，北靠苏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当时日伪军的控制力相对薄弱，加上当地群众基础深厚，正是重建队伍的理想之地。”

哦，陈建军的介绍让我明白了新四军再次重建的渊源。带着这份理解，跟随着陈建军的脚步，我们步入纪念馆的主展厅。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油画《重建军部》。画面中，陈毅军长身着军装，手持望远镜，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刘少奇政委站在他身旁，手中拿着一份文件，正在向周围的干部们部署工作；周围的战士们虽然衣衫褴褛，却个个精神抖擞，脸上洋溢着重生的喜悦。“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陈建军指着油画介绍道，“当时的重建工作异常艰难，突围出来的战士们有的失去了武器，有的身负重伤，有的甚至连棉衣都没有。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靠着坚定的信仰，迅速集结起来。”

“然而，仅靠突围出来的力量还远远不够，”陈建军话锋一转，带着我们走向另一组标注着密密麻麻路线的军事地图展板，地图上从山东向华中延伸的红色箭头格外醒目。“危急关头，党中央高瞻远瞩，迅速作出从华北八路军抽调精锐驰援华中的战略决策，其中由山东地区直接统筹并派赴盐城的核心力量，便是八路军第五纵队这支部队。”

陈建军的手指沿着地图上的红色路线缓缓移动，详细解读道：“这支部队并非单一建制的部队，而是由多支在山东及华北抗日战场历经战火淬炼的精锐武装整合而成的劲旅，下辖三个支队，总兵力足足有2万余人。他们从山东出发，冲破日伪顽军的层层封锁，跨越千里奔赴盐城，成为重组后新四军第三师的绝对主体。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第五纵队这支部主力，党中央还从山东抽调了另一支王牌部队——由梁兴初率领的八路军115师教导第五旅。这支部队可是拥有三千余人的精锐劲旅，装备整齐精良，战士们个个身经百战，战斗作风极为顽强，于1941年初成建制南下华中，抵达盐城后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

他顿了顿，目光中满是崇敬：“要知道，在新四军重建初期，兵力极度薄弱，军心也亟待稳定，这两支部队的到来，就像给疲惫的铁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尤其是那些来自山东的‘老八路’们，不仅带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更带来了八路军优良的作战传统和严明的纪律作风，堪称重建军部的‘护驾’功臣。正是有了这些从山东驰援而来的骨干力量，新四军才能在短时间内站稳脚跟，迅速恢复战斗力，成为日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流砥柱，为后续革命历程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0年8月，经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将进入陇海铁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皖东北地区的多支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归中原局指挥，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资深将领黄克诚担任，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初期由黄克诚兼任，后由吴法宪接任。这支部队组建后即承担起南下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策应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的战略任务，1940年10月在盐城南白驹镇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部队胜利会师，为后续新四军重组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八路军第五纵队下辖的三个支队均源自山东及华北抗日战场的精锐力量，各支队建制完整、战斗经验丰富。第一支队由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改编而来，是三支力量中历史最悠久、战斗力最强的核心部队之一。苏鲁豫支队的前身可追溯至1938年组建的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后与山东湖西地区抗日武装整合为苏鲁豫支队，长期在鲁西南单县、丰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6月，该支队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第3大队、湖西大队从鲁西南出发南进，8月初控制苏北淮海区，8月16日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辖第1、2、3三个团，兵力约7000人，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这支部队继承了八路军主力的优良作战传统，曾在鲁西南反‘扫荡’中多次重创日伪军，南下过程中又连续突破日伪顽军封锁，是开辟苏北根据地的先锋力量。

第二支队同样实力不凡。它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二旅和第四旅第七团改编而成，总兵力约6000人，支队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其核心力量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二旅源自冀鲁边区抗日武装，1939年随八路军115师一部南下进入皖东北，在泗县、灵璧一带开展敌后斗争；第四旅第七团则是由鲁南抗日武装发展而来，擅长山地与平原游击作战。两支队伍整合后，在皖东北地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并成功接应其他南下部队，为华中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接发挥了关键作用。改编为第五纵队第二支队后，该部一部留在皖东北坚持斗争，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淮安、宝应地区根据地，主力则随纵队主力东进盐城。

而第三支队也不容小觑。它由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改编而成，兵力约7000人，支队长张爱萍，政治委员韦国清。其中的核心力量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是山东纵队直接组建的抗日武装，1938年底在山东邳县许楼村成立，初期仅两个营300余人，在钟辉、韦国清等红军干部的带领下，短短一年多时间便发展为3个团7个营及多个独立大队，总人数达七八千人，活动范围北至山东临沂、郯城，南到洪泽湖畔，西起徐州，东至连云港沿海，先后取得老滩伏击战、五里槐伏击战等多次胜利，粉碎了日军打通陇海铁路东段的企图。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则是由苏北抗日同盟会组织的淮阴、淮安、涟水武装整合而成，是当地群众抗日力量的核心。两支队伍于1940年9月合编为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后，成为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主力。”

“1941年1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五纵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原下辖的三个支队依次改编为第七、八、九旅，总兵力保持2万余人规模，成为新四军序列中兵力最雄厚的师级单位之一。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在后续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后，部队长期坚守苏北抗日根据地，承担起反‘扫荡’、反‘清乡’的艰巨任务。第七旅（原第一支队）作为机动主力，多次驰援相邻根据地，在1943年盐阜反‘扫荡’中重创日军精锐；第八旅（原第二支队）扎根盐阜地区，开展地道战、麻雀战，先后拔除日伪据点数十个，巩固了根据地；第九旅（原第三支队）则在淮海区开展游击战争，1942年调归新四军第四师建制，继续在皖东北抗击日伪军。整个抗战期间，第三师共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10余座，根据地面积扩展至2.5万平方公里，部队自身也发展到3.5万余人，培养了大批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骨干。

到了1945年9月，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新四军第三师3.5万余人在黄克诚率领下长途行军抵达东北，成为最早进入东北的主力部队之一。抵达东北后，部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为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原第七、八旅分别改编为第四、五师，成为东北战场的攻坚主力。在辽沈战役中，部队参与攻克锦州、解放沈阳等关键战斗；平津战役中，担任主攻天津的任务；南下作战中，从华北一直打到华南，参与解放武汉、长沙等大城市。原第九旅改编的部队则在华东战场作战，后编入第三野战军，参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分化到陆海空各军种及地方党政系统，书写了更为辉煌的篇章。在军队系统中，大批指挥员成长为开国将领和军队建设的核心力量，其中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彭明治、张爱萍等被授予上将军衔，吴信泉等也成为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牵头推动装备革新与体系构建，贡献卓著。而当年率领教导第五旅南下的旅长梁兴初，更是以其勇猛善战的作风闻名全军，在华中抗日战场屡建奇功后，于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野战军王牌纵队司令员，在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中创下辉煌战绩，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万岁军’军长，其传奇经历成为这支部队骨干成长的生动缩影。

在地方系统中，众多骨干响应国家号召转业到地方，在华东、东北、华南等多个地区的党政机关、工业战线、农业生产一线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们将军队中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带到地方工作中，在政权巩固、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中身先士卒，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稳定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从山东南下时传承的忠诚担当、敢打必胜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经过数十年的积淀与传承，深深融入了其改编后各支部队的血脉之中。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浴血拼杀，还是和平时期的抢险救灾、国防执勤，这些部队始终保持着精锐之师的本色，至今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力量。而从这支部队走出的骨干们，也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岗位上延续着革命精神，他们的事迹与精神共同构成了新四军乃至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的目光从展板移开，落在旁边展柜里一本泛黄的《新四军军歌》油印本上，封面上用毛笔写着“重振旗鼓，抗战到底”八个字。“这是1941年3月，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印制的第一批军歌歌词。”陈建军小心翼翼地指着展柜里的文物，“当时没有印刷设备，政治部的同志就用简陋的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然后分发到各个部队。‘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句歌词，就是在那个时候响彻盐阜大地的，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新四军将士们不屈精神的写照。”

循着这精神的脉络，我们继续前行。走过军歌展柜，陈建军在一幅英气逼人的肖像前停下了脚步。“您看，这就是我方才提到的，新四军中另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杰出将领——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他介绍道：“彭雪枫师长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领导的第四师在淮北地区英勇作战，深受群众爱戴。他不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家，还是一位目光长远的建设者，创办了骑兵团、报纸和学校。然而，天妒英才，在1944年9月11日的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他在指挥部队追击残敌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我凝视着彭雪枫师长那张年轻而坚毅的面庞，心中涌起无限的惋惜。陈建军继续说道：“彭师长牺牲的噩耗传来，全党全军悲恸。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亲致挽词，赞誉他‘功垂祖国’、‘泽被长淮’。他的遗体最初安葬在他曾战斗过的洪泽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半城镇，当地百姓悲痛万分，许多人自发为他守墓。1955年，他的灵柩迁至南京，如今安葬在菊花台旁的望江矶烈士陵园，与项英、袁国平两位新四军领导人相伴长眠，共同接受后人的瞻仰与缅怀。他一生征战，最终长眠在他所热爱的华中大地上，与牺牲的战友们、与他誓死保卫的百姓们永远相伴。他和他麾下的第四师，正是新四军从浴火重生到发展壮大的光辉缩影，他们的功绩，永远铭刻在我们这座纪念馆中，也铭刻在历史上。”

带着对英雄的无限敬仰，我们走出纪念馆，前往位于盐城市亭湖区泰山庙的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去更直观地感受当年军部的办公场景。这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古庙，在1941年1月至1943年1月期间，成为了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走进庙门，迎面是一座古朴的大殿，殿前的香炉里香烟袅袅，两侧的厢房保存完好，正是当年军部各机关的办公场所。“当年陈毅军长和刘少奇政委就在这里办公和居住，”陈建军指着西侧的一间厢房说道，“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大殿里摆放着几张八仙桌，就是军部的会议室；厢房里的木板床，铺着稻草，就是首长们的床铺。冬天的时候，庙里没有取暖设备，大家就靠烧柴烤火取暖，手上脚上都长满了冻疮。”

在陈毅军长的办公旧址，一张陈旧的木桌摆在窗前，桌上放着一盏马灯、一支钢笔和一部老式电话机。墙上挂着一幅《苏北抗日根据地示意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多个据点。“陈毅军长在这里起草了大量的作战命令和文章，”陈建军拿起桌上的一本《陈毅军事文选》，“《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等重要文章，都是在这间屋子里写出来的。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还是一位诗人，在盐城期间，他写下了‘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的豪迈诗句，鼓舞了全军将士的士气。”我凑近桌前，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木桌，仿佛能触摸到当年军长伏案疾书的温度。

我的指尖仿佛还留存着木桌的冰凉，陈建军的声音已将我引向另一位对重建工作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我们注意到，在军部重建的这段关键时期，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的身影同样至关重要，虽然他不久后便奉命返回延安。”陈建军的话将我的思绪从陈毅军长的书桌引开。他示意我看向墙上另一幅照片，照片中的刘少奇清瘦而目光深邃。“少奇同志在盐城的时间虽不长，但他高瞻远瞩，为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功不可没。”

“1942年春，他受中央电召返回延安。途中，他于山东临沭县朱樊村（今属临沂市莒南县）停留并主持工作长达数月，”陈建军引导我看向展厅内一幅华中-华北联络路线图，指向了山东莒南的位置。“在那段时间里，他代表中共中央指导了山东分局的工作，统一了山东党政军的领导，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后，他安全抵达延安，参与全党的领导工作。所以，我们盐城纪念馆的展陈，记录的是他作为新四军政委生涯中，在华中斗争的最辉煌的篇章；而他‘皖南事变’后临危受命、整合华中、途经山东、返回中枢的这段经历，恰恰体现了党领导下各战略区遥相呼应、指挥体系灵活高效的整体格局。”我端详着那张珍贵的照片，心中豁然开朗。原来，这位伟人的足迹从盐城延伸到莒南，再至延安，他将东南的烽火与西北的灯塔紧密相连，其战略视野与历史贡献，远非一城一地所能局限。

追寻着历史的足迹，我们随后探访了位于盐城市大丰区的白驹狮子口——当年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的地方。一座高大的会师纪念碑矗立在广场中央，碑身正面刻着“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纪念碑”十一个金色大字，背面则镌刻着会师的经过。“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在这里胜利会师，”陈建军指着纪念碑旁的浮雕说道，“这次会师，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后来新四军重建军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会师场面非常热烈，战士们互相拥抱，有的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为大家知道，团结起来，就能更有力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我站在纪念碑前，望着浮雕上战士们相拥的场景，耳畔仿佛响起了当年的欢呼声与口号声。

为了更真切地感受那段历史，我们拜访了白驹镇的老茶馆。我见到了85岁的老人周明远，他的父亲周广才当年曾是八路军的一名炊事员，参与了会师的后勤保障工作。“我父亲常说，当年会师的时候，镇上的百姓都特别高兴，纷纷拿出家里的粮食和蔬菜，给战士们做吃的。”周明远端着一杯茶，缓缓对我说道，“那时候粮食紧张，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却把最好的米和面拿出来给战士们。我父亲和其他炊事员一起，在镇上的大操场上架起了十几口大锅，煮了满满一锅锅的米饭和白菜豆腐，战士们吃得特别香。晚上，大家还一起唱歌跳舞，热闹得像过年一样。”老人的讲述朴实而生动，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当年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

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转向了烽火的记忆。我和陈建军一行前往盐城市阜宁县的陈集战斗纪念馆。1943年3月，日军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扫荡”，陈集是日军的重要据点之一。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在旅长田守尧的率领下，对陈集据点发动了突袭，经过一夜的激战，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这场战斗是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陈建军介绍道，“当时日军凭借坚固的碉堡和精良的武器，负隅顽抗。战士们组成了敢死队，用炸药包炸毁了日军的碉堡，最终攻克了陈集据点。战斗中，田守尧旅长身先士卒，不幸牺牲，年仅28岁。”听着这段历史，我的脚步不自觉地放轻，心中满是对先烈的崇敬。

在陈集战斗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刺刀，刀身上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迹。“这把刺刀是田守尧旅长使用过的，”陈建军的声音带着几分沉重，“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在清理战场时，发现田旅长倒在碉堡前，手中还紧紧攥着这把刺刀。他的牺牲，让全军将士都非常悲痛，但也更加坚定了大家抗击日军的决心。为了纪念他，当地百姓把陈集的一条路命名为‘守尧路’，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年轻的英雄。”我蹲下身，久久凝视着那把刺刀，刀身的锈迹掩盖不住当年的锋芒，也藏着英雄不屈的灵魂。

午后的阳光透过纪念馆的窗户，照在展柜里的文物上，仿佛给这些历史的见证者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我蹲下身，仔细端详着那把刺刀，脑海中浮现出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日军的碉堡，炸药包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鲜血染红了阵地前的土地。“正是这些英雄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在寂静的展厅里格外清晰。

当天下午，秋日的阳光为三仓烈士陵园镀上一层肃穆的金色。这里曾是苏中四分区的核心根据地，安葬着在苏东抗日斗争中牺牲的新四军第一师将士数千名，其中不乏高级指挥员与著名战斗英雄。偌大的陵园在平原上静静铺展，仿佛一支整装待发的队伍正在休憩。

陵园中央，一座高大的花岗岩纪念碑巍然矗立。碑身正面，“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纪念碑的基座上，镌刻着陵园的修建史——1945年，由苏中四分区军民为纪念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而共同兴建。

跟随着讲解员的指引，我在一片苍松翠柏下，找到了庐芒烈士的墓地。墓碑上清晰地记载着他的生平：“庐芒（1921-1944），浙江吴兴人，原名鲁莽，新四军第一师战地作家、苏中四分区《江海文化》编辑。1944年10月，在深入基层采访途中于三仓地区遭遇日军，不幸牺牲，年仅23岁。”他虽然不以军事指挥闻名，却是陈毅军长亲自表彰的“革命文化战士”，用笔杆子为抗战呐喊，最终将生命献给了这片土地。

随后，我们来到了林少克烈士的墓前。这位来自福建平和的指挥员，其墓碑记录了他短暂的辉煌一生：“林少克（1917-1946），新四军老战士，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三旅副旅长。1946年8月，在著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之一的李堡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年仅29岁。”他牺牲于解放战争初期的关键战役，是这片土地上从抗日战争过渡到解放战争的历史见证。

在这些著名的墓碑之外，更多的是普通的战士。我沿着墓碑间的通道缓缓行走，目光掠过一排排石刻的名字，他们大多牺牲于1941年至1945年间苏中四分区的历次关键战斗。最让人心潮难平的，是那些只刻着“无名烈士之墓”的墓碑。我蹲下身，轻轻拂去碑座上的落叶。这些有名与无名的英魂，从文化战士到前线指挥员，再到普通一兵，共同构成了华中抗日的英雄谱系。

站在这片寂静的陵园里，我此前在盐城、临沂了解的许多历史瞬间，仿佛在此地找到了归宿。那些宏观战史中提到的每一次胜利，其背后正是由眼前这数千个具体生命的付出所铸就。纪念碑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庄严。我忽然明白，这些墓碑不仅是对逝者的安葬，更是对生者的嘱托。那些无名烈士与有名英雄一同，构成了我们民族脊梁。他们并非无处可寻，而是长眠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里。正如陵园门口石刻上的那句话：“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夕阳西下时，我来到了盐城市盐都区的秦南镇，这里是当年新四军的兵工厂旧址。在一片不起眼的院落里，几间破旧的厂房保存完好，墙上还残留着当年“自力更生，制造武器”的标语。“当年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武器装备极度匮乏，”陈建军指着厂房里的一台老式机床说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军部决定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原材料，工人们就去收集敌人丢弃的弹壳和废铁；没有电力，就用人力带动机床；没有技术图纸，就靠老工人的经验摸索。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兵工厂硬是制造出了大量的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为前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抚摸着墙上斑驳的标语，仿佛能看到当年工人们挥汗如雨的身影。

在兵工厂旧址的展厅里，陈列着当年制造的武器和工具，有锈迹斑斑的步枪、手榴弹壳，还有简陋的锻造炉和锉刀。“你看这把步枪，”陈建军拿起一把步枪模型，“它的枪管是用废铁轨改造的，枪托是用木头做的，虽然看起来很简陋，但在当时却是战士们最珍贵的武器。有一次，兵工厂遭到日军的空袭，厂房被炸毁，几名工人牺牲，但大家没有气馁，在废墟上重新建起了厂房，继续生产武器。”看着这些简陋却充满力量的武器，我深深敬佩当年工人们在绝境中迸发出的坚韧与智慧。

著名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智斗”的场面，生动再现了苏南人民抗日的机智勇敢，而这种智慧，同样体现在苏南水乡的芦苇荡中。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军民情深”展区，一份关于苏常太抗日游击区的介绍，让我想起了那个闻名全国的故事——阿庆嫂与沙家浜。

“这正是我们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关系的生动写照，”陈建军研究员注意到我驻足良久，会意地说道。“在阳澄湖畔的沙家浜，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就像阿庆嫂那样，以开茶馆、办商铺为掩护，与日伪军周旋，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新四军伤病员。” 陈研究员口中的“阿庆嫂”，从来不是一个虚构的符号，而是无数苏南抗日群众的缩影。常熟董浜镇的陈二妹，与丈夫开着茶馆作掩护，把这里变成了地下情报中转站，谭震林等新四军指挥官常在此议事，她曾用巧计救下被日伪追赶的游击队员，即便丈夫牺牲仍带着子女坚守斗争；时任横沔区委书记的朱凡，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深入沙家浜，多次与敌伪头目巧妙周旋，1941年反“清乡”斗争中被捕，年仅22岁的她被敌人残忍杀害，却始终未吐露半句机密；还有妇女部长范惠琴，让出家门供新四军居住，冒险隐藏救治伤员，两次被捕受刑仍坚贞不屈。在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这八位“阿庆嫂”原型的事迹，正是千万群众支援抗战的真实注脚。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这不仅是京剧里的唱词，更是当年无数革命群众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陈研究员的话将我的思绪拉回展柜前。那些苏南人民用来为新四军运送物资的渔网和船桨，木纹间似乎还留存着芦苇荡的湿气与硝烟味。我仿佛看到陈二妹端着茶碗与敌伪周旋时的从容，看到范惠琴趁着夜色用渔船转运伤员的急切，看到无数无名“阿庆嫂”在茶馆柜台后传递情报、在芦苇丛中引路护航的身影。他们或许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功绩，却用最朴素的勇敢，在水乡织就了一张护佑新四军的安全网。正是这无数个“沙家浜”的庇护，无数位“阿庆嫂”的机智勇敢，与苏北的“小车”支前队伍一起，共同构成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新四军这支部队，正是在这样的人民沃土中，才得以浴火重生，发展壮大。

夜深了，窗外的月光洒在院落里，显得格外宁静。我坐在桌前，翻看白天拍摄的照片和记录的笔记，盐城的一幕幕场景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泰山庙里陈毅军长办公的身影，白驹狮子口会师的热烈场面，陈集战斗中战士们冲锋的姿态，还有兵工厂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我知道，盐城是新四军浴火重生的地方，这里见证了这支英雄部队从低谷走向复兴的艰难历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抗击日寇的鱼水深情。这份记忆，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我们又再次踏着晨雾启程前往山东临沂。汽车驶离盐城时，我再次回头望去，那座造型酷似“N4A”的新四军纪念馆，在晨雾中显得格外醒目。我知道，盐城的记忆，将与云岭的记忆一样，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接下来，我要去的山东临沂，是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后发展壮大的地方，那里将见证这支英雄部队走向辉煌的壮丽篇章。我拿出相机，对着盐城的方向按下了快门，将这幅充满希望的画面永远定格在镜头里，也定格在我的寻访记忆中。

第三章 沂蒙热土的辉煌铸就——临沂与新四军的壮大荣光

当车轮碾过蒙山大道，一座气势恢宏的纪念馆映入眼帘——华东野战军纪念馆。这座以“八一”军徽为主造型的建筑巍然屹立，在秋日阳光下闪耀着金属与石材交织的庄重光芒。宽大的纪念广场上，苍松翠柏挺拔如铁，与建筑简洁有力的线条共同构筑起一片肃穆的空间。它们像一群忠诚的历史守望者，静静矗立在沂蒙大地的怀抱中，守护着一段由铁与火淬炼而成的辉煌岁月。

纪念馆入口处，一幅名为《英雄孟良崮》的大型浮雕以其磅礴的气势，瞬间攫取了所有人的目光。浮雕艺术地再现了1947年5月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英勇的华野将士们如猛虎下山，向孟良崮顶峰发起决死冲锋，他们的面庞刚毅，眼神中燃烧着必胜的信念；背景中，炮火映红了山峦，硝烟弥漫，战况空前激烈。这组浮雕不仅凝固了胜利的高光时刻，更将“猛虎掏心”战术的胆略与气魄，以及华野将士“忠贞报国、不怕牺牲”的铁血精神，永恒地镌刻在了历史之中。

迈进高大恢弘的馆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清凉与宁静，混合着淡淡的历史厚重感。讲解员是位身着深色制服、气质沉稳的中年男子，胸前别着的金色讲解证折射出严谨的光芒，一开口便带着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敬畏：“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的战略方针，决定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10月，罗炳辉率领的新四军第二纵队从淮南天长县、淮北永城县出发，在宿迁会合后继续向北，20日越过陇海铁路进入山东郯城县境内，顺着白马河沿岸北上，经涝沟、秦庄、官路口、花园等村，到达郯城徐庄并驻扎下来。在徐庄短暂休整后，新四军第二纵队继续开赴鲁南津浦前线。与此同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陆续从江苏淮阴出发，经沭阳、新安镇等地，于10月28日前后抵达山东临沂。军部最初设在临沂城兰山路中段的德国天主教堂后院。1946年6月，为了安全起见，新四军军部迁至临沂城东北的前河湾村（今河东区）。这里成为新四军最后一个军部驻地，也是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的诞生地。”

“很多人追溯这支英雄部队的渊源，总先想到江南水乡的新四军或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却不知这座纪念馆所纪念的，正是这两大血脉在战火中融合而成的钢铁洪流。从新四军与山东八路军汇流成华东野战军，再到1949年2月整编为第三野战军，这支英雄部队以其一系列辉煌战役，书写了解放战争史上最壮丽的篇章，新四军在共和国成立后的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共走出了252位将帅，包括陈毅元帅；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徐海东4位大将；赖传珠、宋时轮、陈士榘、唐亮、李克农、叶飞、钟期光、刘震、洪学智、张爱萍、韦国清、贺炳炎、傅秋涛13位上将；陶勇、梁兴初、王必成、萧望东、张震等48位中将和赖国传、詹化雨、熊应堂等186位少将。”

展厅内灯光沉稳，一张张详实的作战地图、一件件带着历史痕迹的文物，系统勾勒出这支英雄部队从组建到发展壮大的完整轨迹。讲解员在一幅巨大的华东战场全图前停下脚步：“要理解这支部队的赫赫战功，让我们从头细数它的光辉历程。早在1946年7月至8月，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同志指挥下，以3万余兵力在苏中地区迎战国民党军12万精锐，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术，连续取得了宣家堡、泰兴战斗（宣泰战斗）、如皋战斗（皋南战斗）、海安防御战、李堡战斗、丁堰林梓战斗、如皋黄桥公路遭遇战（分界战斗）和邵伯防御战等七次战役的胜利，这就是彪炳史册的‘七战七捷’。”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特别是在海安防御战中，我第7纵队3000余指战员依托简陋工事，顽强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65师等部约5万人的轮番猛攻，鏖战四天四夜，毙伤敌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防御战奇迹。整个苏中战役，我军以伤亡1.6万余人的代价，歼敌5.3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1947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正式合并，组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讲解员引导我们走向宿北战役展区，“整编后的华野立即展现出强大战斗力。1946年12月，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集中华野主力第1、第2、第9纵队及第8师等部，在江苏宿迁以北地区发起宿北战役。此役，我军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围歼了进犯之敌整编第69师，该师师长戴之奇在绝望中自杀。随后又给予整编第11师以沉重打击。经七天激战，共歼敌2.1万余人，成功粉碎了敌人企图打通陇海路东段的‘迅速结束苏北战事’计划，取得了两大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他的手指移向一旁的鲁南战役沙盘：“宿北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仅仅一个月后，1947年1月，华野主力再度挥戈，发起鲁南战役。我军集中27个团的兵力，在峄县、枣庄地区，以‘猛虎掏心’之势，首先围歼了孤立突出的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及被誉为‘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这支快速纵队装备有坦克、装甲车和大量汽车，但在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术和英勇顽强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随后，我军乘胜攻克峄县、枣庄，全歼守敌整编第51师。此役历时18天，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及一个快速纵队，共计5.3万余人，缴获美制坦克24辆、榴弹炮48门、汽车474辆，以及大量其他武器装备。这些宝贵的装备，为我们组建自己的特种兵纵队奠定了坚实基础，华东野战军炮兵纵队和工兵纵队由此迅速发展壮大。”

“这种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经典战术，”讲解员引导我们走向一幅生动的影像墙，上面正播放着经典战争影片《南征北战》的片段，“后来被这部1952年上映的著名电影《南征北战》生动地再现于银幕之上。影片中我军‘运动歼敌’的剧情，正是以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真实的战例为蓝本进行创作的。片中我军指挥员那句‘我们今天大踏步的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的经典台词，以及摩天岭阻击战的激烈场景，都艺术地浓缩了华野将士们高度的运动战智慧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1947年2月，”讲解员指向墙上的莱芜战役要图，神色坚定而自豪，“面对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集结欧震集团共20个整编旅（师），由南线沿陇海铁路向临沂我军中心根据地大举进犯；同时，任命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为前线总指挥，率领第46军、第73军、第12军等部共9个师（旅），由胶济铁路从北线南下，企图南北对进，在临沂地区与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的严峻态势。陈毅司令员提出了‘舍南取北’的战略构想，粟裕副司令员则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精心策划了一场精彩的‘示形于南，击敌于北’的运动战。”

他详细解说道：“我军首先以第2、第3纵队等部，在南线临沂外围实施正面阻击，摆出决战的姿态，并主动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制造‘主力溃败’的假象，成功迷惑了敌人。与此同时，华野主力第1、第4、第6、第7、第8、第9、第10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共七个纵队，冒着严寒，夜行晓宿，隐蔽兼程，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严密掩护下，长途奔袭150公里，出其不意地直扑北线莱芜地区。”

“战役于2月20日傍晚正式打响，”讲解员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我军穿插路线，“我军以第8、第9纵队在莱芜城东北的和庄地区，首先伏击并全歼了由博山南下归建的李仙洲集团第73军第77师，打响了第一枪。与此同时，其他各纵队迅速完成对莱芜城及外围李仙洲集团主力的战役合围。至2月23日清晨，被围之敌第46军、第73军（欠第77师）及李仙洲总部共5万余人，在空军掩护下，仓皇向口镇方向突围。我军则巧妙地在莱芜至口镇之间布设了巨大的‘口袋’形伏击圈。当敌军大部进入我预设战场时，我军各纵队从四面八方向心突击，猛烈穿插分割。敌军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上，指挥失灵，建制混乱，人马相踏，溃不成军。经四小时激战，除第73军军长韩浚率千余人窜入口镇外，其余大部被歼。我军乘胜攻克口镇。至此，李仙洲指挥的5.6万余人全军覆没。战斗结束后，化装逃跑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在腿部中弹受伤的情况下，于莱芜县城东北的周家店、嘶马河一带被我军战士俘虏。此役，我军以伤亡8800余人的较小代价，取得了歼敌一个‘绥靖区’前进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计5.6万余人的巨大胜利，首创人民解放军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七个师（旅）的纪录，彻底粉碎了敌人‘鲁南会战’计划，使华东战局发生了重大转折。”

“莱芜战役后，我们主动放弃的临沂城并未让敌人获得实质性优势，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包袱。1947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临沂后，企图依托这座城市巩固鲁南防线，作为后续‘重点进攻’的支点。但我军并未远去，而是在周边地区灵活机动，不断袭扰敌人补给线，使得驻守临沂的国民党军陷入粮草短缺、人心惶惶的困境。随着4月泰安战役的打响，临沂守敌因惧怕被我军分割围歼，不得不收缩兵力，最终在我军的战略威慑下逐步撤出。临沂的得失，从侧面印证了我军‘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失，而求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智慧——我们放弃临沂，换来了莱芜战役的辉煌胜利；而敌人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最终仍不得不拱手让出。”讲解员补充道，随即带领大家走向另一处展区。

“莱芜战役的胜利，并未彻底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企图。1947年3月下旬，蒋介石孤注一掷，调集24个整编师60个旅共45.5万人，编成3个机动兵团开赴山东战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4月19日，敌军全线进攻，华野则抓住鲁西地区敌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决定采取‘攻泰打援’的战术发起泰蒙战役，泰安战役便是其中的核心作战。”讲解员指向泰安战役的态势图，“泰安北依济南、南临曲阜、东连临沂、西濒黄河，是国民党军支援津浦路沿线战场的重要补给基地，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守敌整编第72师是川军精锐，擅长山地作战和坚守作战，依托外围山地制高点和城墙构筑了密集的地堡群与多道障碍物，防御体系十分坚固。”

“我军以第10纵队为主力，担负主要围攻任务，第1、第3纵队负责阻敌北援。第10纵队党委向全体指战员发出‘坚决完成首次作战任务，打响‘第一炮’的动员令，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逐次歼敌的战法。4月22日晚，战役打响，第10纵队迅猛攻克多个外围据点，歼敌4个营，迫使敌人收缩防御；23日拂晓，第1、第3纵队进抵泰安西南，与第10纵队形成合围。24日，肥城方向东援的敌新编第15旅被第3纵队顽强阻击，大部逃回济南；而近在咫尺的敌整编第75、第85师却见死不救。激战至25日，我军相继夺取四关大部和摩天岭、蒿里山等制高点，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

“4月25日黄昏，总攻发起！第3纵队第8师、第10纵队第28师和第29师利用爆破炸开城墙豁口，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同时突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战至26日上午，我军全歼整编第72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俘虏中将师长杨文泉以下1万余人，还击落战斗机1架。泰安战役的胜利，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更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为后续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孟良崮战役的全景画馆前，所有参观者无不驻足屏息。1947年5月，面对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重点进攻”，粟裕同志以超凡的军事谋略，提出“猛虎掏心”战术。这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位长眠于此的华野名将——罗炳辉。他出身于云南彝良一个贫苦的彝族家庭，童年饱受压迫，其经历堪称一部“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他早年加入滇军，以神枪手著称，1929年领导吉安起义加入红军，历经长征抗战，成长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第二副军长。1946年6月，他在指挥枣庄战役后病逝于兰陵。“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他题词‘革命到底，死而后已’，”讲解员的声音在此处变得深沉而有力，“他的精神，与他亲手带出的新四军第二师这支劲旅一起，融入了华东野战军的血脉之中，继续为解放事业而战斗。”

讲解员的声音重新回到孟良崮的战场，在模拟的战场景观中显得格外清晰：与陈毅司令员一同指挥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74师彻底围困于孟良崮山区。要知道，整编第74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全副美械装备。我军将士在敌军重兵环伺的险境中，经三昼夜血战，最终全歼该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此役彻底扭转了华东战局，成为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标志性战役。这也正是门口那幅《英雄孟良崮》浮雕所铭记的辉煌。

“孟良崮战役后，我军逐步掌握战略主动权，为配合全国战略进攻，1947年7月至9月，华东野战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协同作战，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这场战役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标志，华野一部与中野主力密切配合，在鲁西南地区对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歼灭战。”讲解员切换到鲁西南战役的地图，“当时，国民党军在鲁西南部署了多个整编师，企图依托黄河天险阻挡我军南下。我军采取‘声东击西、分割包围’的战术，首先以部分兵力佯攻，吸引敌军注意力，主力则迅速突破黄河防线，对分散部署的敌军实施分割围歼。”

“战役中，华野与中野相互策应，先后在郓城、定陶、巨野等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多个整编师，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66师。我军将士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高温酷暑和连续作战的疲劳中，始终保持高昂斗志，不仅突破了敌人的黄河防线，还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防御体系。鲁西南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解放了鲁西南大片地区，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也为华东野战军后续发起济南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在介绍济南战役时，讲解员的语气同样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时间来到1948年秋，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高瞻远瞩，命令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此时，济南由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统率11万重兵固守。他以其嫡系整编第96军、整编第73师等部为核心，构筑了以内城为核心、以外城和商埠为屏障、拥有密集永备和半永备工事的坚固防御体系，自诩为‘固若金汤’。”

讲解员指向济南城防沙盘，详细分析了我军的部署：“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同志，创造性地运用了‘攻济打援’的战略部署。以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兼政委谭震林指挥的第3、第9、第10、第13纵队以及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等部，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西集团（第10纵队、第3纵队、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等）为主攻，由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指挥；以东集团（第9纵队、渤海纵队等）为助攻，由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形成钳形攻击态势。同时，以第1、第2、第4、第6、第7、第8、第12纵队以及中野第11纵队，共约18万人，组成强大的打援兵团，布阵于运河两岸的邹县、滕县地区，严阵以待，准备阻击由商丘、徐州北援之敌。”

“战役于1948年9月16日午夜正式打响，”讲解员描述着激烈的战斗过程，“我东西两集团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同时向济南外围发起猛烈攻击。东集团第9纵队以‘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为战斗口号，迅猛出击，连续攻克济南城东的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坚固阵地。西集团第10、第3纵队亦迅速扫清外围，直逼商埠。战至19日晚，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据守济南西部的国民党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领所部3个旅约2万人战场起义，让出了济南西郊阵地，使我军得以迅速占领商埠，打乱了王耀武的整个防御部署。”

“王耀武急电蒋介石，请求突围，但遭严令拒绝，只得收缩兵力，固守内城。9月23日晚，我军向内城发起总攻。这是战役中最惨烈的一战。”讲解员的语气变得凝重，“内城墙高壕深，明碉暗堡林立。我第9纵队第25师第73团（后被誉为‘济南第一团’）在城东南角实施连续爆破，浴血奋战，最终率先突破成功，将红旗插上气象台制高点。第13纵队第109团（后被誉为‘济南第二团’）也在西南角撕开突破口。各部队蜂拥入城，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9月24日黄昏，我军攻占王耀武的指挥部——山东省政府，全歼内城守军。王耀武见大势已去，化装成生病的商人，带着少数随从由地道潜出城外，企图向青岛方向逃窜。9月28日，当他行至寿光县的弥河桥头时，被我公安战士和民兵识破并成功俘获。此役，经八昼夜激烈攻坚，我军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共歼敌10.4万余人（内含吴化文部2万人起义），攻克了这座拥有70万人口、敌人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敌人重兵坚守之大城市的先例，也锻炼和提升了我军大规模城市攻坚的能力。这场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沉重的打击了国民党据守大城市的信心，也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举行了光彩夺目的‘奠基礼’。”

他走向淮海战役展区，神情变得格外庄重：“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中，华野与中野并肩作战。战役第一阶段，华野主力在碾庄圩地区围歼国民党军第7兵团，击毙兵团司令黄百韬；第二阶段，华野一部配合中野在双堆集全歼第12兵团，生俘兵团司令黄维；第三阶段，华野主力在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围歼由徐州倾巢西逃的杜聿明集团，生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淮海战役历时66天，华野与中野以60万兵力，对阵国民党军80万重兵集团，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1个绥靖区、22个军部、56个师，共计55.5万余人。这一辉煌战绩，不仅使淮海战役成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更彻底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

“华野的贡献，远不止于华东战场，”讲解员继续引领我们深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早在抗战胜利之初，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原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在黄克诚同志率领下，三万五千余精锐千里跋涉奔赴东北。这支部队从苏北淮海地区出发，历时两月，徒步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最终抵达辽西地区。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战士们穿着单薄的南方棉衣，冒着风雪顽强前进。他们到达东北后，迅速投入剿匪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为第39军）的主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屡建奇功，为解放全东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而在华野的征战史上，无数英烈用鲜血染红了战旗，”讲解员在一面镌刻着密密麻麻姓名的英烈墙前停下，语气沉痛而崇敬，“我们永远铭记如彭雄同志这样的优秀指挥员。他作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参谋长，以勇猛果敢著称。1943年3月16日，他奉命率51名团以上干部从苏北盐河口乘船北上延安学习，航行至连云港以北海域小沙东时，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在木船对铁艇的极端劣势下，彭雄同志沉着指挥大家用短枪、手榴弹与敌激战。他身中数弹，仍坚持指挥，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8岁。同船牺牲的还有旅政治部主任王云伍等16位干部。他们的精神，与千千万万华野英烈一同，永载史册。”

“从苏中的七战七捷到沂蒙的孟良崮，从泉城的攻坚战到淮海的广阔战场，再到渡江战役的百万雄师，”讲解员总结道，“这支英雄部队的征战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及后来的第三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45万余人，占全军歼敌总数的37%。这支英雄部队在战火中发展壮大的历程，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辉煌史诗，更是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华东解放区的巩固与发展，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人力、物力支持，其战略枢纽作用无可替代。”

除了辉煌的战绩，纪念馆还以大量实物和场景，展现了华野部队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在“人民支前”展区，我们看到还原的担架队、小推车，以及妇女们纳鞋底、烙煎饼的生动场景。“部队打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讲解员动情地说，“仅以淮海战役为例，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共出动支前民工543万人，筹集粮食9.6亿斤，动用担架20.6万副，大小车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真是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时，咱临沂就有10万民工推小车、挑担子送物资，3万妇女组成洗衣队、缝补队支援前线。李桂芳带领的32名妇女在寒冷的汶河水里架起‘火线桥'，王美兰卖了仅有的两亩地换粮食送前线，还送三个儿子参军。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话一点不假啊！”

走出纪念馆时，夕阳为这座记录着辉煌战史的建筑披上了金色的外衣。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回望，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身影愈发清晰，那些牺牲的先烈、支前的群众也从未远去。从新四军到华东野战军，再到第三野战军，这支英雄部队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解放战争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之一，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团结协作铸就的精神丰碑，终将成为激励我们奋勇前行的强大动力，指引着我们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坚定迈进。

在新时代，“忠贞报国、艰苦奋斗”的“铁军”精神，与“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相结合，成为激励山东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从盐城北撤时的艰难行军，到合编后的协同作战；从孟良崮战役的惊天逆转，到渡江战役的势如破竹，新四军在华东战场的征程中，不仅完成了军事力量的涅槃重生，更将“铁军”精神与沂蒙精神深度融合，在齐鲁大地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从新四军北撤兰山到第三野战军纵横华东，这支队伍在山东的三年多时间里，不仅完成了军事力量的壮大，更将“铁军”精神与沂蒙精神深度融合，在齐鲁大地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临沂的“新四军路”、枣庄的“铁军广场”、济宁的“新四军纪念馆”……这些地标不仅是对历史的纪念，更是对“铁军”精神的传承，无声诉说着过往的荣光。

从云岭青弋江畔的乌桕红，到盐城黄海之滨的稻浪金，再到沂蒙大地的槐花白，三千里寻访路，踏过的是新四军将士用鲜血染红的土地，触摸的是一代代人接力守护的精神火种。当年叶挺军长在云岭栽下的桂树，如今每年金秋仍飘着甜香；盐城泰山庙的马灯，早已成为纪念馆里照亮人心的展品；临沂烈士陵园的松柏，还在聆听着孩子们“继承先烈遗志”的誓言。这些足迹从来不是凝固的历史，而是流动的血脉——当年轻党员在云岭重走突围路时，当盐城工人在兵工厂旧址感悟“自力更生”时，当沂蒙学子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写下"强国有我"的誓言时，铁军精神便在一次次“回望”中，成为我们面对新时代挑战的底气。原来，所谓“辉煌史诗”，从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无数人把“忠贞报国”刻进骨子里的行动；所谓“精神密码”，也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你我脚下，正沿着先烈足迹继续向前的每一步。

整理完三省市的寻访笔记时，窗外正飘着今年的第一片落叶 —— 就像云岭烈士陵园里，我曾轻轻拂去的那片落在无名烈士墓碑上的叶。三个月前，我带着“探寻红色密码”的疑问出发；此刻合上书页，才明白答案从来不在纪念馆的展柜里，而在每一个愿意“记住” 的人心中。我记得云岭李泽东老师教孩子唱《新四军军歌》时的认真，记得盐城周明远老人说起父亲煮米饭支前时的骄傲，记得临沂王桂兰奶奶92岁仍坚持讲解时的坚定——他们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他们守护的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鲜活的故事，是不能被遗忘的民族记忆。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成不了叶挺、陈毅那样的英雄，但我们可以成为“讲故事的人”：把王小宝17岁攥着手榴弹牺牲的故事讲给孩子听，把吴月清截肢后坐轮椅救伤员的故事讲给同事听，把李桂芳带领32名妇女在冷河中架人桥的故事讲给身边人听。故事，是记忆的载体，也是精神的渡船。当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聆听历史的声音；当更多人愿意举起接力棒，传递精神的火种，新四军的悲壮与辉煌，才会真正成为融入民族血脉的力量，照亮我们走向复兴的每一段征程。

作者简介：李广畅，山东新四军研究会筹备委员会，资深媒体人、作家、法律维权专家、通晓各种文体写作和法律知识、有丰富的法律服务实战经验，受聘担任多家企业和媒体法律顾问，现任作家报（网）总编辑，中国新时代党建新闻网副总编辑、作家报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文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国际华文作家传媒联盟主席。曾在济南军区某部专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因写作多次立功授奖，后转业到新泰市人民法院任秘书和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现为文化公司和法律公司、综合经贸公司执行董事。从1993年开始专业为老百姓垫钱打官司，有中国垫钱打官司第一人之称，激活了法律服务市场，学习蒲松龄，边打官司边搜集文学创作素材，业余时间进行新闻和文学创作。曾在济南军区司令部宣传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山东青年报社理论部和新闻部学习，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农民日报、人民装甲兵、人民法院报、中国科技信息报、大众日报、前卫报、山东青年报、山东法制报、山东青年、时代文学、农村大众 、山东工人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黄河民兵等发表新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并有多篇文章在征文活动中获奖和被解放军出版社、经济出版社等入选结集出版。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离歌》、《婚姻出走记》分别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所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形形色色的离婚案》、《羊流风华》、长篇小说《青春芳华》、《情缘》、《未了的情缘》、《人生春梦》、长篇文学游记《中国的红色密码》系列篇章等在国家正规报纸、网站上发表，受到读者好评。                               （本文完）2025年10月29日

总编审：蓝乙人 副总编辑：蒙仕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