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跪着的巨人”千里跨省

鹏英铸魂：赖传珠的烽火岁月与精神回响

————作家李广畅寻访原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革命历程纪实

作为山东新四军研究会（筹）的常委作家，我始终将挖掘新四军历史、传承铁军精神视为肩头重任。每当翻阅新四军战史档案，“赖传珠”这个名字总会让我驻足良久——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曾以新四军参谋长的身份，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烽火中搭建起部队建制的“骨架”，用严谨细致的统筹与身先士卒的担当，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筑牢根基。

24 集电视剧《将军日记》播出时，屏幕里那个在岩寺军部熬夜拟定训练计划、在半塔集战场带伤指挥反击的身影，与史料中记载的“新四军大管家”形象重叠，让我彻夜难眠。那不是虚构的传奇，而是一位共产党人用生命书写的信仰答卷：17岁怀揣“为穷人谋解放”的初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将青春热血熔铸进民族独立的征程；满门忠烈的家书中，31位亲人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父母妻儿遇害，唯有幼女被友人冒死救下，这份伤痛却成了他愈发坚定的革命铠甲。

屏幕上的一幕幕犹在眼前：长征路上，他率部担当后卫，在枪林弹雨中为主力红军筑起安全屏障，用血肉之躯守护着革命的火种；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皖南事变重组后新四军的“大管家”——新四军参谋长，他协助刘少奇、陈毅整编部队，4个月内将地方武装发展到近10万人，让华中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解放战争中，他从山东战场转战东北战场而后一路南下，最终与邓华司令员并肩指挥横渡琼州海峡，歼灭守敌3万余人，将红旗插上海南岛；建国后主持军衔评定，他以身作则主动申请降衔，最终因赫赫功勋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从北京军区又主政沈阳军区时，他发掘并力推雷锋典型，主持命名“雷锋班”，推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诞生，让奉献精神传遍神州。这份炽热的革命情怀与无私品格，尤其作为新四军参谋长期间展现的卓越统筹能力，让我迫切地想要走出屏幕，去触摸这位铁军将领成长与战斗过的土地，为研究新四军历史挖掘更鲜活、更立体的细节，我立刻网购了一本精装的《赖传珠将军日记》，进行深入阅读研究。

冬日时节，我便踏上了去往江西赣南赣县的旅程。初冬的天气虽然有些冷，但我的心里都是热辣滚烫！因为，我怀揣着即将开启的寻访英雄赖传珠的敬意！走在赖村的青石板路上，桃江河的风裹挟着清冽的寒意向我扑面而来，恍惚间竟与百年前的时光撞了个满怀。路旁的老榕树更是让人惊艳，枝繁叶茂如撑开的巨伞，深褐色的虬枝遒劲有力地向天空舒展，翠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着光泽，全然不见冬日的颓态，倒像位历经沧桑却依旧挺拔的老者，用坚韧与倔强守护着这片土地。树荫下，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手里端着温热的茶，轻声讲述着“鹏英”的故事——那个被父亲赖家芳寄予“大鹏展翅，留世英名” 期许的少年赖传珠，正是从这条青石板路走出，带着赣南的灵气与韧劲，在华夏大地书写了一部信仰与忠烈交织的史诗。我们的旅程，便从这枚满是生机的革命火种诞生地开始。

第一站·赣南中学：少年心事当拏云

驱车抵达赣州老城深处的赣南中学旧址，青砖黛瓦的教学楼虽经修缮，仍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风骨。展厅内，一本泛黄的《新青年》复刻本静静陈列，讲解员指着扉页的批注痕迹介绍：“1924年，16岁的赖传珠就是在这里，从这些字里行间触摸到了革命的火种。”站在当年的教室窗前，仿佛能看见少年赖传珠与同窗们偷偷传阅进步书刊的身影，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书页上，照亮了他们眼中的星火。

五卅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时，这座校园便成了革命宣传的据点。我们循着史料记载的路线，走到校门口那条当年赖传珠常奔走的街巷，如今已改造成充满生活气息的步行街，可耳畔仿佛仍能听见少年清亮的募捐声。转道前往赖传珠故居遗址，当地文保员拿出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院落虽不复存在，但那棵当年父亲赖家芳（又名赖绍善）亲手栽种的柚子树仍在结果。“就是在这里，赖传珠劝说父亲变卖田产购置枪支，老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文保员的话语间满是敬意，那份家国情怀的传承，在这棵枝繁叶茂的树下愈发清晰。不远处的田埂上，几位农户正在劳作，他们脚下的土地，正是当年赖传珠宣讲“耕者有其田”的地方，如今金黄的稻浪翻滚，恰似当年播下的理想已然丰收。

前往赣州惨案纪念广场的路上，天空飘起了细雨。江南的天气与江北不同，虽进入初冬季节，但依然温暖春天，一片深绿，庄稼和树木茁壮生长。

广场中央的纪念碑庄严肃穆，镌刻着1927年那个血色春天的历史。讲解员低声诉说着国民党右派的屠刀如何划破平静，我们站在纪念碑前，仿佛能感受到17岁的赖传珠目睹惨状时的悲愤与坚定。“他就是在这里毅然退出国民党，几天后在一个秘密窑洞里宣誓入党。”顺着讲解员手指的方向，那处窑洞遗址已被妥善保护，洞口的石壁上，“共产党是为穷人谋解放的”红色字迹格外醒目，这是赖传珠刻进骨子里的誓言。

当年赖传珠担任白石党支部书记时的秘密联络点，如今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我们在陈列的暴动标语复刻件前驻足，“实行土地革命”的字迹力透纸背。当地老人回忆，当年赖传珠就是在这些村落间昼伏夜出，把弹药藏在柴垛里，把队员训练在晒谷场上，一场席卷赣南的武装风暴，就在这样的隐秘中悄然酝酿。

第二站·赖村暴动遗址：红旗漫卷乡野间

赖村乡公所旧址如今是暴动纪念馆，门前广场上，一尊赖传珠率领农民赤卫军举旗冲锋的雕塑栩栩如生，底座镌刻的“1928年2月18日”字样，是赣县南区革命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我们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形势图》，讲解员结合1927年八七会议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背景介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革命火种传到赣南，1927年11月，赖传珠从广州起义失败后潜回赣县，秘密重建了白石党支部，此时他年仅19岁，却已肩负起发动农民暴动的重任。”

展厅内的《赖村暴动筹备日志》复刻本，为我们还原了暴动前的紧张准备。1928年1月，赖传珠在赖村秘密召开党员骨干会议，确定以“抗租抗税、分粮分财”为口号发动群众。日志中记载，他亲自深入周边12个村落，串联了300多名贫苦农民，还争取到当地“三点会”武装首领钟正泉的支持，使暴动队伍扩充至近千人。我们在展品中看到一把锈迹斑斑的大刀，刀柄刻着“赖家兴”字样，讲解员说：“这是赖传珠的堂兄赖家兴的武器，他带着20多名族亲参加暴动，是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1928年2月17日夜，赖传珠在赖村后山的观音庙召开暴动动员大会，纪念馆内的场景复原蜡像再现了当时的情景：煤油灯照亮了一张张坚毅的脸庞，赖传珠站在供桌上，高举着从父亲那里借来的银圆购置的手枪，高声喊道：“打倒土豪劣绅，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会后，他将队伍分为三路，分别负责攻打乡公所、粮仓和土豪宅院，自己率领中路主力主攻乡公所。

1928年2月18日清晨，三声土炮轰鸣划破了赖村的宁静，暴动正式爆发。我们站在当年乡公所的大门遗址前，讲解员指着门柱上的弹痕说：“赖传珠率领中路军趁守军早饭时发起突袭，乡公所保安队猝不及防，很快就被击溃，乡长赖启华带着残兵逃窜。”暴动队伍顺利占领乡公所后，立即打开粮仓，将3000多担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还烧毁了地主的田契账本，广场上挤满了领粮的群众，欢呼声此起彼伏。展厅内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了当时农民们肩挑手扛粮食的喜悦场景，其中一张照片里，赖传珠正帮一位老人挑粮，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

然而，胜利的喜悦仅持续了三天。1928年2月21日，国民党赣县县长邹松调集一个营的正规军和地方民团共2000余人，对赖村发起反扑。我们在战斗沙盘前看到，敌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从东、西、北三面包围赖村，而暴动队伍大多使用大刀、土枪，仅有3支步枪。赖传珠指挥队伍在村口构筑简易工事顽强抵抗，堂兄赖家兴带着敢死队死守东门，身中数弹仍挥舞大刀砍杀，最终壮烈牺牲。“激战至午后，我方伤亡惨重，赖传珠审时度势，决定分路突围，保存革命火种。”讲解员沉痛地说，此次暴动虽重创敌军，但我方也有100多名队员牺牲，暴动最终失利。

我们沿着当年敌军围剿的路线，走到一片松柏环绕的烈士墓前，这里安葬着900多名暴动队员及家属的忠骨，其中赖传珠的31位亲人的墓碑格外醒目。文保员为我们逐一介绍：父亲赖家芳在暴动失利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赣州监狱受尽酷刑，始终不肯透露党组织的秘密，1928年5月被杀害于赣州卫府里；母亲郭氏为掩护队员转移，被民团活活打死在自家院落；妻子孙继民当时已有身孕，躲藏在柴房时被发现，连同腹中胎儿一同遇害；年仅8岁的小妹赖玉秀因被乡亲藏进米缸才得以幸免，成为赖家唯一的幸存者。在赖家故居遗址前，仅存的一截断墙无言矗立，墙根处的焦痕是当年房屋被烧毁的印记，地上散落的砖瓦残片，仿佛在诉说着那场血腥浩劫。站在这里，我们终于读懂了赖传珠日后日记中“此命已非己有，当为全家31口忠魂而战”的沉重分量。

暴动失利后，赖传珠率领幸存的100多名队员，于1928年3月踏上前往井冈山的征途。我们驱车沿着当年的山路前行，山路蜿蜒陡峭，冬日的寒风卷着落叶，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他当年穿越崇山峻岭的艰辛。“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四处设卡围剿，他们只能昼伏夜出，靠野果、草根充饥，不少队员因饥饿、疾病倒下。”同行的当地党史专家说，赖传珠凭借在广州起义中积累的军事经验，多次巧妙避开敌军的搜捕，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4月中旬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一张标注“1928年5月”的红军干部任职名单复制品上，“赖传珠 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的字样清晰可见。讲解员介绍：“会师后，部队进行整编，赖传珠因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信仰，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肩负起保卫师部和领导人安全的重任，当时他年仅20岁，是红军中最年轻的连级党代表之一。”展厅内的一张黑白照片上，18岁的赖传珠身着军装，胸前佩戴着党徽，青涩的脸庞上眼神坚定，照片旁的文字介绍了他在特务连的工作：建立党支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训练战士体能，将特务连打造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精锐部队。

在井冈山的练兵场遗址，我们看到了复刻的游击战术教学图，“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清晰可见。当地向导裹紧棉衣说，赖传珠当年就是在这寒风中潜心钻研战术，1928年7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他率领特务连在黄洋界哨口协助防守，利用地形优势，组织战士们用滚石、擂木打击敌人，还发明了“竹钉阵”，在阵地前的草丛中埋下削尖的竹钉，有效迟滞了敌军的进攻。“那次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赖代表始终坚守在最前线，和战士们一起挖战壕、搬石头，嗓子都喊哑了。”向导指着哨口旁的一处掩体说，那就是当年赖传珠的指挥位置。

1928年10月，黄洋界保卫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赖传珠又投身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工作中。此时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物资短缺，尤其是冬装和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他主动请缨带领特务连战士深入周边山区，一方面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理念，发动群众参与根据地建设；另一方面组织战士们开垦荒地、种植冬菜，同时利用战斗间隙到山林中狩猎、采集野果，尽力缓解物资压力。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怕是借群众一把锄头，用完后也必定擦拭干净及时归还，这种严明的纪律作风让他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信任，不少青年主动报名加入特务连，为部队注入了新鲜血液。

1929年1月，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形势远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为打破敌人的封锁，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赖传珠奉命留在井冈山，协助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和地方武装坚守根据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负责守卫朱砂冲哨口，这是井冈山通往外界的重要通道之一。敌人凭借精良的装备多次发起猛烈进攻，赖传珠沉着指挥，交替运用“竹钉阵”“滚石阵”等战术，与敌人展开拉锯战。战斗中，他的手臂被敌人的子弹擦伤，却只是简单包扎后便再次回到阵地，喊出“与哨口共存亡”的口号激励战士们。最终，为避免全军覆没，他按照指挥部命令率领剩余战士突围，虽然井冈山暂时失守，但为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的发展争取了宝贵时间。

第三站·长征路：雪山草地铸忠魂

打破国民党的围剿突围后，赖传珠历经一个多月的辗转，于1929年3月在江西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此时的他虽然面容消瘦、衣衫褴褛，却带回了井冈山根据地坚守的详细情况，为毛泽东等领导人制定后续作战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不久后，他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卫生队党代表，尽管岗位从作战指挥转向后勤保障，他依然全力以赴。他牵头建立了简易的伤员救治流程，组织战士们上山采集草药，还亲自学习包扎和护理技术，常常整夜守在伤员床边。在他的努力下，卫生队的救治效率大幅提升，不少重伤员得以康复重返战场。

1930年6月，红军主力进行整编，赖传珠调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委员。随着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愈发重要。他结合在井冈山积累的带兵经验，在支队内部建立了常态化的政治学习制度，每天利用战斗间隙组织战士们学习革命理论，还通过讲述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故事激发大家的斗志。在当年10月的吉安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带领支队战士突破敌人的城墙防线，战斗中他的腿部被炮弹碎片击中，却坚持指挥到战斗胜利。战后，战士们都说：“跟着赖政委打仗，我们心里有底！”

站在当年赖传珠指挥过的黄洋界哨口，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向导感慨道：“从井冈山的寒风到长征的雪山草地，赖将军就是这样一路拼过来的。”阳光洒在哨口的掩体上，那些当年被炮火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早已连同赖传珠等革命先辈的战斗精神，一同镌刻在井冈山的山石之间，成为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走进湘江战役纪念馆，冬日的寒意与展厅的肃穆交织，一组红军战士死守阵地的雕塑前，讲解员正对照《赖传珠日记》复刻本，为我们梳理他长征路上的时间脉络。1934年10月16日，江西于都河畔的寒夜中，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的赖传珠与师长李聚奎率部集结，作为中央红军的前卫部队，率先踏上长征之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星夜渡河，前路未知，唯以忠魂护中枢”，这句手迹复刻件就陈列在展厅的显要位置。

1934年11月下旬，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打响，红一师奉命在广西全州觉山铺构筑防线，掩护中央纵队渡江。我们站在标注着“1934.11.27-12.1”时间节点的沙盘前，看到红一师的阵地如楔子般嵌在敌军主力进攻路线上。“当时蒋介石调集了16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而红一师仅辖3个团，兵力悬殊达五倍之多。”讲解员指着沙盘上的红色标识介绍，赖传珠与李聚奎分工协作，他深入各团阵地动员：“身后就是中央纵队，我们死也不能退！”战斗最激烈时，敌军以飞机大炮轮番轰炸，阵地上的工事数次被夷平，战士们就用尸体垒起掩体继续战斗。12月1日中央纵队顺利渡江后，红一师才奉命突围，全师兵力从出发时的3000余人锐减至不足800人，赖传珠在日记中痛记：“觉山铺之役，将士血沃疆场，每念及此，泪湿衣襟”。纪念馆外的湘江岸边，冬日的江水泛着冷光，岸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红一师牺牲将士的名录，我们逐行辨认，仿佛能看见赖传珠当年收拢残部时的痛心与坚毅。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红军迎来战略转折，赖传珠的长征历程也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循着时间线来到乌江渡景区，冬日的江风卷着水雾扑面而来，景区内的史料馆里，一份1935年1月6日的战斗命令复制品格外醒目——赖传珠此时已调任红二师第五团政治委员，奉命为先头部队开辟渡江通道。“当时乌江江面宽百米，水流湍急，敌军在对岸构筑了坚固碉堡，还烧毁了所有渡船。”讲解员指着当年的架桥遗址说，赖传珠与团长陈伯钧冒着对岸的炮火，组织战士用竹筏强渡侦查，同时指挥工兵砍伐竹子扎成浮桥。战斗中，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飞溅的石块砸伤了他的手臂，他简单包扎后继续指挥，直到浮桥架设成功，确保中央纵队顺利渡过乌江。

1935年4月23日，这个标注在贵州兴义黄泥河战斗遗址展板上的日期，记录着赖传珠长征中最凶险的一次负伤。当地老乡带着我们爬上当年的战场制高点，指着一块布满弹痕的岩石说：“赖将军就是在这里指挥战斗时中了弹。”当天，红五团奉命掩护中央纵队向西挺进，突然遭遇国民党军薛岳部主力围攻，此时团长患病，时任红五团政委的赖传珠临危受命全权指挥。他抢占有利地形部署防御，连续打退敌军三次冲锋。激战中，一颗子弹穿透他的胸部，距离心脏仅两厘米，警卫员要背他撤离，他却挣扎着喊出“打呀！一定要打呀！”便昏了过去。

我们在遗址旁的临时救护所复原场景中，看到了当年清创用的铁丝和棉条——由于缺乏药品，医生只能用这种原始方法来回拉扯伤口防止感染。讲解员说，赖传珠昏迷了整整四天四夜，多次出现休克，战友们都以为他挺不过来了，他却凭着顽强的意志苏醒过来，醒来第一句话就是“中央纵队过去了吗？”这份1935年4月27日的日记复刻件上，字迹因手颤而歪斜，却清晰记录着“醒时闻纵队已安，心始定”。直到7月6日，伤势未愈的赖传珠不顾医生劝阻，执意回到红五团，此时部队正准备翻越夹金山。

1935年7月至8月，是长征中最艰难的雪山草地行军阶段。我们来到夹金山脚的红军长征纪念馆，展厅内的温度计复刻着当年的极端低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讲解员介绍，赖传珠回到部队时，身上的伤口还在流脓，他却把仅有的一件羊皮袄让给了伤员，自己只穿着单衣行军。1935年7月14日，红五团开始翻越夹金山，赖传珠在日记中写道：“山高入云，雪没膝盖，呼吸困难，每走一步需歇三次”。我们在复原的行军场景中看到，他拄着木棍，用绑腿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身上一同前行，晚上宿营时，他把战士们的脚抱在怀里取暖，自己却冻得整夜无法入眠。

1935年8月15日，红五团随左路军进入松潘草地，这片被称为“死亡陷阱”的沼泽地在冬日里更显狰狞。我们站在草地边缘的纪念碑前，听讲解员念诵赖传珠8月21日的日记：“草甸泥泞，腐臭逼人，误食毒草者数人，尸骨难寻”。当时部队断粮多日，赖传珠把自己省下来的半块青稞饼分给了三名伤员，自己则以草根、树皮充饥。有个小战士陷入沼泽，他不顾危险冲上去，用绑腿和战友们一起将人拉了上来，自己的军装却被泥浆浸透，在寒风中冻成了硬壳。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抵达甘肃宕昌哈达铺，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哈达铺整编”。我们在整编旧址的展板上看到，赖传珠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此时他的体重已从长征出发时的130斤锐减至不足90斤，胸前的伤口还未愈合。10月19日，当部队抵达陕北吴起镇，看到镇口"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时，赖传珠在日记中写下了长征的终点记录：“历时一载，行程二万五千里，经十一省，历大小战斗数十次，终达陕北，此乃新生之始”。我们站在吴起镇胜利山纪念碑前，冬日的阳光洒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的鎏金大字上，讲解员告诉我们，赖传珠在长征中先后经历湘江战役、乌江强渡、黄泥河血战、雪山草地等数十次恶战，两次重伤仍坚守岗位，他的事迹被红一军团评为“长征模范指挥员”，这份1935年11月的表彰令复制品，就陈列在纪念馆的核心展区。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的青砖墙上，“国共合作 共御外侮”的标语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个标注在展厅时间轴上的日子，正是赖传珠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我们站在当年的会议室复原场景前，讲解员指着一张泛黄的任命书复制品介绍：“1938年1月，赖传珠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处处长，协助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组建军部机关，此时他刚从延安抗大学习结束，带着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奔赴抗日前线。”

第四站·新四军军部：烽火育栋梁

1937年春，延安的窑洞前春寒未消，抗大的操场上却已响起嘹亮的军号。此前，赖传珠因在红军中表现出的卓越军事素养与坚定革命信仰，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推荐，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毛主席深知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年轻将领，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却需系统的理论武装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特意叮嘱抗大负责人：“赖传珠同志身经百战，要让他在理论学习中再添‘羽翼’，将来能挑更重的担子。”

在抗大学习期间，赖传珠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抗日游击战术，毛主席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教育方针，被他工整地抄在笔记本扉页，成为日后治军的重要准则。课余时间，他常与同学们围坐在一起，结合井冈山斗争、长征经历讨论战术，因思路清晰、见解深刻，还被选为学员代表，在抗大的经验交流会上发言。也就是在这段充满理想与热忱的岁月里，命运为他安排了一段革命姻缘——经朱德夫人康克清介绍，他结识了与康克清同室居住的抗大同学孙湘。

孙湘出身河北定县的革命家庭，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共产党员，既有北方姑娘的爽朗，又兼具知识分子的细腻。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与相似的经历渐生情愫：赖传珠向她讲述赣南暴动时家人牺牲的悲痛，以及长征路上用血肉之躯掩护主力的决绝；孙湘则分享自己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艰险，与投身抗大追求真理的坚定。抗大的窑洞前、延河边的石板路上，常常能看到两人并肩讨论学习的身影，革命信仰的共鸣，让这段感情愈发真挚。1937 年8月7日，在康克清的主婚下，两人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 没有鲜花红毯，只有战友们凑钱买的一包花生、几杯白开水，以及毛主席委托警卫员送来的一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扉页上“愿你们在革命道路上并肩前行”的题字，成为两人爱情与信仰的见证。

1937年10月，抗大学习尚未结束，赖传珠便接到中央命令，赴武汉参与新四军筹建工作。临行前，孙湘为他整理行装，将那本毛主席题字的著作仔细包好放进他的背包：“你先去前线，等我毕业后，就去找你，咱们一起打鬼子。”1937年底，孙湘果然如约来到武汉，与赖传珠一同投入新四军的组建工作，这对革命伴侣从此开始了并肩作战的岁月——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她在后方负责军政干部家属的组织工作，两人虽分工不同，却始终以“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共同目标，诠释着革命夫妻的家国情怀。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至皖南岩寺，我们循着这段时间线来到岩寺军部旧址，冬日的庭院里，几株腊梅顶着寒风悄然绽放。正堂内的桌案上，摆放着当年军部的组织序列表，参谋处下辖作战、侦察、通信等6个科，所有建制搭建、人员调配的工作都由赖传珠牵头负责。“当时最大的困难是部队成分复杂，有红军老战士、农民武装，还有爱国青年，军政素质参差不齐。”讲解员指着桌案上的《新四军军事教育计划》复刻本说，这是赖传珠在1938年5月熬夜拟定的，计划中明确提出“三个月基础训练”方案，从队列、射击到游击战术，每周课程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在展厅角落看到一组训练场景蜡像，赖传珠正握着一名青年战士的手校正步枪瞄准姿势，神情专注而耐心。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安徽庐江东汤池成立，时间轴在此处标注的“赖传珠任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字样，见证着他从机关走向战场的转变。我们驱车前往皖东定远县藕塘镇，这里是当年江北指挥部的核心区域，冬日的镇外田野里，依稀可见当年战壕的轮廓。当地党史专家拿出1939年11月的战斗日志复刻本，上面记录着赖传珠参与指挥的第一次周家岗战斗：“日军千余人分三路来袭，赖参谋长率四支队主力设伏，诱敌深入后分割围歼，激战三昼夜，毙伤敌160余人，缴枪50余支。”这是新四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胜利，也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40年3月，半塔集保卫战的爆发，成为检验江北部队战斗力的关键一役。我们站在半塔集战斗遗址的制高点上，冬日的寒风掠过萧索的田野，脚下的冻土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炮火震颤。“当时韩德勤调集万余兵力围攻半塔集，而我方守军仅两千余人，赖传珠临危受命赶赴前线指挥。”专家指着沙盘上的红色防御圈介绍，赖传珠采用“坚守待援、内外夹击”战术，组织战士们在镇内构筑街垒，在城外挖掘交通壕，连续打退敌军十几次冲锋。战斗最激烈时，敌军一度突破北门防线，赖传珠亲自率警卫连反击，手臂被手榴弹弹片划伤仍坚守指挥岗位。4月10日，援军抵达后，他立即组织反攻，最终歼敌千余人，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遗址纪念馆内，一件缴获的敌军钢盔上，还留着当年新四军战士的刺刀痕迹，旁边的展板上印着赖传珠战后总结的名言：“守必坚，攻必猛，团结一心则必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经历重创，当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时间轴上这一沉重而关键的节点，记录着赖传珠的临危受命——他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协助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重组部队，成为新四军事无巨细的“大管家”。

我们在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的展厅里，看到了当年的整编命令，上面“保留9个旅番号，充实基层兵力”的批示正是出自赖传珠之手。讲解员说：“他带着参谋人员用了一个月时间，走遍各部队清点人数、调配装备，原本散乱的部队很快形成了战斗力。”展厅内的《新四军军歌》手稿旁，有赖传珠的批注：“军歌当振奋士气，要让战士们唱出自豪感。”他参与修改的"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歌词，至今仍在军营中传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间轴迎来胜利的节点。我们站在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旧址的反攻路线图前，看着上面标注的“1945.8.16-9.5”时间范围，讲解员介绍：“赖传珠协助军长陈毅制定反攻计划，在短短二十天内，指挥部队解放了南京、上海周边及苏北、皖东的三十余座县城，歼敌两万八千余人。”地图上用红笔圈出的高邮城格外醒目，这是日军投降后仍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1945年12月，赖传珠参与指挥高邮战役，率领部队攻破城池，歼灭日军1100余人、伪军4000余人，这是新四军抗战时期的最后一场大战。遗址旁的和平广场上，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嬉戏，远处的纪念碑上“新四军抗战胜利纪念碑”的鎏金大字，在冬日阳光下闪耀着温暖的光芒，这正是赖传珠和战友们用十年烽火守护的和平图景。

1943年春，日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赖传珠协助陈毅指挥盐阜反“扫荡”战役。我们在盐阜区反“扫荡”纪念馆看到一张标注“1943.2.17-4.14”的作战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的红色箭头标注着新四军的作战路线。“当时日军调集1.5万兵力，采用'梳篦式'战术清剿，赖参谋长提出'分散游击、集中歼敌'的策略。”讲解员指着地图上的陈集据点说，1943年3月19日夜，赖传珠亲自部署主攻，率领部队冒雪奔袭，仅用两小时就攻克据点，歼灭日军中队长以下86人，这是苏北反“扫荡”的关键胜利。展厅内陈列的一把日军指挥刀，正是此次战斗的战利品，刀鞘上"昭和十八年"的铭文，成为侵略历史的铁证。

在新四军纪念馆的“清廉典范”展区，一件1.5米见方的日军雨布格外引人注目，布料上“昭18”的生产印记和“横岛队 浅坚包作”的字迹清晰可辨。讲解员告诉我们，这件雨布是赖传珠在1940年半塔集战斗后缴获的，此后一直带在身边，寒冬里用来挡风避雨，行军时当作垫布休息。雨布旁边摆放着一个褪色的马褡子，里面装着一本1942年的军费账目册，每页都有赖传珠的签名，大到枪支弹药采购，小到办公纸张支出，笔笔清晰、分文不差。“当时有参谋建议给参谋长改善伙食，他却说‘战士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军费一分都不能乱花’”，讲解员的话语，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位新四军高级将领的清廉本色。

从1938年投身新四军组建，到1945年抗战胜利，赖传珠在这支英雄部队中度过了整整八年。我们在展厅出口看到一组数据墙：他参与指挥大小战斗200余次，协助培养军事骨干1.2万余人，主持制定的10余项军事法规成为新四军建军基础。冬日的阳光透过展厅窗户，照在赖传珠1945年的军装复制品上，肩章上的星徽虽已褪色，却依旧能映照出他在烽火岁月中铸就的军魂与初心。离开纪念馆时，门口的腊梅香气扑面而来，这抹寒冬中的芬芳，恰似新四军精神在岁月中永不消散的印记。

1945年大反攻的路线图前，我们看着标注的三十余座县城，仿佛能看见赖传珠指挥部队奋勇前进的身影。二十天解放三十余座县城，歼敌两万八千余人，这份战绩背后，是他日夜操劳的付出。纪念馆外的和平广场上，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这份安宁，正是当年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第五站·解放战争中的功勋征程——赖传珠的战略担当

抗日战争的硝烟散尽，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当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赖传珠分别告别了华东和华北的抗日根据地，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从东北的林海雪原到华南的碧波海峡，他以井冈山时期铸就的革命坚韧与战术智慧，在各大战场担任核心指挥职务，用一系列决定性的作战行动，书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担当与铁血荣光。这一站，我们循着时间的脉络，重温他在解放战争中留下的璀璨功勋。

山东战场的初战考验：山野一纵的 “防御尖刀”

1946年1月，新四军与山东军区部队合编为山东野战军，赖传珠被任命为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叶飞搭档，率领这支部队驻守鲁南地区。此时的山东战场，已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方向——国民党军调集5个军12个师的兵力，企图打通津浦铁路，分割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而山野一纵的前身是新四军第一师，虽有老部队的战斗底子，但刚完成合编，官兵来自不同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亟待磨合，且装备以步枪、手榴弹为主，缺乏重型武器。

“合编不是简单凑数，要把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和山东部队的‘乡土韧劲’拧成一股绳。”赖传珠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各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他带着参谋人员走遍一纵下辖的3个旅，在营连驻地召开座谈会，把自己在新四军的作战经历与战士们分享，用“黄桥决战以少胜多”“半塔集保卫战以弱守强”的故事，打消战士们对国民党军美式装备的畏惧心理。同时，他推动部队开展“老带新、强帮弱”的练兵活动，让新四军老战士手把手教山东新战士游击战战术，仅用一个月就提升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1946年7月，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首个目标便是鲁南重镇枣庄。山野一纵奉命在枣庄以南的郭里集构筑防线，阻击国民党军第 51师北进。赖传珠与叶飞勘察地形后，决定采用“梯次防御、弹性阻击” 的战术：以1旅在前担任警戒，依托村落构筑简易工事迟滞敌军；2旅、3旅在后方形成两道防线，交替掩护撤退，为主力部队调整部署争取时间。战斗打响后，敌军凭借坦克、重炮发起猛攻，1 旅战士用炸药包、集束手榴弹炸毁敌军3辆坦克，坚守阵地3天3夜。赖传珠在前线指挥所亲自指挥，通过电话鼓励官兵：“我们多扛一分钟，鲁南百姓就多一分安全！”最终，一纵以伤亡800余人的代价，歼敌2300余人，成功迟滞了敌军进攻，为山东野战军主力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同年10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进攻苏北解放区，山野一纵奉命南下增援，参加涟水保卫战。此时的涟水已被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张灵甫部）包围，该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赖传珠与叶飞制定“内外夹击”方案：以部分兵力在涟水城内坚守，吸引敌军主力；主力部队迂回到敌军侧翼，寻找战机发起突袭。战斗中，赖传珠亲自到城内阵地视察，看到战士们用门板、沙袋构筑的工事多次被敌军炮火摧毁，便号召大家“以巷战换时间”，在街道两侧设置隐蔽火力点，与敌军展开逐屋争夺。当迂回部队在城外发起进攻时，城内战士立即突围，形成夹击之势，最终歼敌1.2万余人，挫败了整编第74师的进攻企图。战后，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专门致电一纵：“赖、叶二同志指挥有方，一纵不愧是山野的‘防御尖刀’！”

战略北上的关键转折：从齐鲁大地到松辽平原

1946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全国战局变化，作出“加强东北战场力量”的战略部署，命令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北上，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序列。此时的东北战场，敌我双方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占据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控制交通干线，而东北民主联军虽在南满、北满有根据地，但兵力分散、装备落后，急需精锐部队增援。

接到命令时，赖传珠正在组织一纵开展冬季练兵。他立即召开纵队党委会议，传达中央军委指示：“东北是全国解放的关键，我们这支部队从江南打到山东，现在要再打向东北，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为了确保北上顺利，他亲自制定行军计划：部队分三路从鲁南出发，避开国民党军控制的铁路线，走小路、穿山林，昼伏夜出向东北挺进。出发前，他特意要求后勤部门为战士们准备棉衣、棉鞋，还从山东老乡那里学了“雪地行军防冻伤”的偏方，印发给每个连队。

1947年 1月，赖传珠率领一纵主力从鲁南临沂出发，踏上北上征程。此时的华北、东北已是冰天雪地，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战士们大多是南方人，从未经历过如此严寒。行军途中，不少战士的脚被冻伤，赖传珠就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自己拄着木棍步行，还教大家“跺脚取暖”“雪擦脸防冻伤”的方法。途经河北承德时，部队遭遇国民党军地方武装的袭扰，赖传珠指挥部队迅速击溃敌军，缴获一批粮食和棉衣，及时补充了给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一纵于1947年2月抵达东北通化，与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会合。

刚到东北，赖传珠就接到新的任命：调任吉林（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开展工作。从主力纵队政委到军区副司令员，岗位虽有变化，但他毫无怨言，在就职会上说：“不管是在一纵还是在东满军区，都是为了革命胜利，都是为了东北解放。”此时的东满军区，辖区包括吉林、延边、通化等地，部队以地方武装为主，缺乏大规模作战经验，且面临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压力，任务艰巨。赖传珠迅速投入工作，一边熟悉东满地区的地形和敌情，一边协助周保中整合地方武装，为后续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奠定基础。

东北战场的战略牵制：相持阶段的关键破局

1947年2月的东北，寒风卷着雪粒肆虐在松辽平原，战场正处于敌我双方战略相持的胶着状态。此时，赖传珠调任吉林（东满）军区副司令员，接手的是一支由地方武装整合而成的部队，装备简陋且缺乏大规模作战经验。而他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发起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这是打破敌军战略封锁的关键行动，东满军区的侧翼牵制作用至关重要。

“不能只做主力的‘陪衬’，要成为敌后的‘尖刀’。”赖传珠在军区作战会议上明确提出作战思路。他深入分析东满地区的地形特点，将军区部队化整为零，组建了12支精干的游击支队，分别渗透至长春、吉林、通化等敌军重点据点的外围。为了精准袭扰敌军补给线，他亲自带队勘察地形，在沈吉铁路、长图铁路沿线标记出37处易伏击点位。1947年3月，正是“二下江南”的关键阶段，赖传珠指挥游击支队在吉林至长春的铁路线上发起连续突袭，一夜之间炸毁桥梁5座、颠覆军列2列，缴获的粮食和弹药及时转运至临江前线，直接缓解了主力部队的补给压力。

除了军事袭扰，赖传珠更注重发动群众构建“立体防御网”。他带领军区政工干部深入乡村，用东北百姓易懂的“唠嗑”方式宣传革命道理，短短一个月便组织起2万余名民兵。在敌军发起的春季“扫荡”中，民兵配合部队开展坚壁清野，将粮食埋入地下、把水井暂时封填，同时在道路上挖掘陷阱、设置路障。当国民党军第60军一部进入东满山区“清剿”时，陷入了“找不到粮食、走不通道路、打不着对手”的困境，最终被赖传珠率领的军区主力围歼于蛟河地区，毙伤俘敌1200余人。这一系列行动，成功牵制了敌军3个师的机动兵力，为临江前线的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调整时间。

1947年夏季，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赖传珠终于迎来了正面作战的机会。他统筹军区主力与地方武装，组成东满攻击集团，目标直指吉林外围的桦甸、磐石等战略据点。在攻打桦甸的战斗中，敌军依托城墙构建了多层火力点，常规冲锋伤亡较大。赖传珠借鉴井冈山时期的攻坚经验，组织战士们制作了数十架“土云梯”，同时动员当地木匠打造了12辆“土坦克”——用厚木板包裹铁皮，内部可容纳3名战士携带炸药包推进。总攻发起时，“土坦克”在前开路压制火力，云梯部队随后攀爬城墙，仅用4小时便突破防线，解放桦甸县城。夏季攻势期间，他率部连克5座县城，歼敌8000余人，将东满根据地与南满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压缩了敌军的控制范围。

主力纵队的灵魂塑造：从战术攻坚到战略决战

1947年7月，随着东北战场形势的转变，赖传珠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这支部队是东北野战军的主力之一，前身是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诞生的老部队，但经过长期征战，部队补充了大量新战士，思想政治素质与战术水平参差不齐。“老部队的根不能丢，要让井冈山的精神在这支部队里扎得更深。”上任伊始，赖传珠便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实战训练紧密结合。

他在纵队内部推行“三带三学”制度：老战士带新战士学战术、老党员带新党员学理论、老骨干带新骨干学作风。为了让理想信念教育更接地气，他亲自整理了黄洋界保卫战、长征过草地等战斗故事，编成《战史故事集》下发到每个连队，要求指导员每天战斗间隙组织学习。在训练场上，他带头践行“官兵一致”的传统，与战士们一起扛弹药箱、挖战壕，甚至亲自示范拼刺刀的动作。有一次，一名新战士因害怕攻坚作战而退缩，赖传珠没有批评他，而是拉着他的手讲述自己在井冈山第一次参加战斗的经历：“当年我比你还小，看到敌人的炮火也腿软，但想到身后的百姓，就有了勇气。”真诚的话语打动了新战士，在后续的战斗中，这名战士主动请缨担任爆破手，荣立三等功。

1947年9月，秋季攻势打响，第6纵队奉命攻打吉林外围的九台县城。敌军在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外有两道护城河，城内街巷布满明碉暗堡。身为政委的赖传珠与司令员洪学智反复研究作战方案，提出“围三阙一、诱敌出城”的战术：以两个师的兵力包围县城东、南、北三面，放开西面的缺口，同时在城西的公路两侧设下埋伏。总攻发起后，敌军果然从西门突围，恰好进入伏击圈。赖传珠在前线指挥所亲自指挥，通过信号弹调整部队部署，仅用2小时便完成合围，歼敌4000余人，缴获火炮32门。这场战斗后，第6纵队的攻坚能力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通报表扬。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拉开序幕，锦州之战成为决定东北战局的关键。第6纵队的任务是在沈阳至锦州的交通要道上构筑防线，阻击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增援锦州——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精锐主力，装备有美式坦克和重炮，兵力是第6纵队的1.5倍。赖传珠深知此战的重要性，提前7天便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地形，最终选定在黑山、大虎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构建防御体系。他创造性地提出“三层防御、梯次抗击”的战术：第一道防线由民兵和地方武装组成，以游击战迟滞敌军前进；第二道防线由步兵师构筑明暗碉堡，形成交叉火力；第三道防线由纵队主力部署，配备重型武器担任最后阻击。

10月13日，廖耀湘兵团向防线发起猛烈进攻，坦克在前开路，步兵紧随其后。赖传珠在前线指挥所坚守3天3夜，眼睛布满血丝却始终保持清醒，通过电话及时调整部署。当敌军突破第二道防线时，他果断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同时组织部队从侧翼发起反击。战斗中，第17师师长龙书金中弹负伤，赖传珠亲自前往包扎，并激励官兵：“锦州的胜利就在眼前，我们多坚守一分钟，胜利就多一分希望！”在他的鼓舞下，战士们奋勇拼杀，有的连队打到只剩十几人仍坚守阵地。最终，第6纵队成功阻挡廖耀湘兵团7天7夜，为锦州攻坚战的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

锦州解放后，廖耀湘兵团仓皇回撤，辽西会战随即打响。赖传珠率第6纵队星夜驰援，以每天急行军120里的速度穿插至廖耀湘兵团的后方。10月26日凌晨，部队在胡家窝棚地区发现敌军指挥部，赖传珠当机立断发起突袭。战斗中，他亲自指挥炮兵部队轰击敌军指挥部，同时组织步兵部队分割包围敌军。经过5小时激战，第6纵队歼灭敌军指挥部及所属部队8000余人，打乱了廖耀湘兵团的指挥体系。随后，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将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全部歼灭，彻底摧毁了东北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辽沈战役结束后，第6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也被称为“攻坚猛虎军”。

华北与华南的战略推进：从古都解放到海岛攻坚

1948年11月，平津战役拉开序幕，赖传珠时任第43军政治委员，奉命率部挥师入关，投身解放华北的战略决战。北平作为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不仅聚集着25万守军，更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央军委制定“围而不打、隔而不围”战略时，赖传珠便深刻意识到：“北平不是普通战场，每一处古建筑都是民族的根脉，绝不能在战火中损毁。”

 部队入关前，他连夜召开全军动员大会，在寒风中举起拳头强调“三个不准”铁律：“第一，不准破坏故宫、颐和园等任何古建筑，哪怕一块砖、一片瓦；第二，不准伤害无辜老百姓，秋毫无犯是解放军的本色；第三，不准擅自开枪射击，要为和平解放留足空间！”为了让纪律落地，他还组织骨干战士成立“文物保护小组”，提前绘制北平古建筑分布图，下发到每个连队。

第43军的任务是抢占北平西北的青龙桥、南口等战略要点，切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这片区域既有居庸关、八达岭等历史遗迹，又有复杂的山地地形。赖传珠亲自带着参谋人员翻山越岭勘察，在地图上用红笔标注出“禁止炮击区”，对主力部队的部署进行精细化安排：将三个师分别部署在西山、阳坊、沙河等高地，形成环形包围态势；同时从各部队挑选1000余名有文化、口才好的战士，组成“政治宣传队”，在阵地前搭建临时广播站，用喇叭向敌军宣讲和平解放政策，还制作了数十万份《致北平守军将士书》，通过炮弹宣传筒、风筝等方式送入城中。

1948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第92军一个营企图从南口突围，与我军前沿部队形成对峙。警卫员请示是否开火，赖传珠却摆了摆手：“他们都是中国人，能争取就绝不流血。”他亲自挑选两名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敌营谈判，信中写道：“北平百姓盼和平，你们的家人也盼你们平安。放下武器，既是救自己，也是救这座城。”经过一夜沟通，敌营营长最终率全营300余人放下武器，成为北平围城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整建制投诚。

在包围北平的一个月里，第43军始终坚守“三个不准”，不仅未发生一起破坏古建筑的事件，还主动帮助当地百姓修缮因战事受损的房屋。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第43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城区时，百姓们捧着热水、提着干粮夹道欢迎，不少老人热泪盈眶：“解放军进城不扰民，还保护我们的老房子，真是仁义之师啊！”赖传珠站在正阳门前，看着飘扬的红旗与完好的城楼，感慨道：“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胜利——既解放土地，更守护文明。”

南下征程的赤子之心：率部解放家乡赣南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吹响向全国进军的号角。此时，赖传珠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升任第15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邓华搭档，率部南下参加湘赣战役。当他在地图上看到 “赣南” 两个字时，手指不禁微微颤抖——那是他阔别21年的家乡，是父亲赖家芳变卖田产支持他闹革命的地方，是31位亲人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故土。

“这次南下，不仅要解放华南，更要回到赣县大埠，告慰家人的忠魂！”在兵团作战会议上，赖传珠第一次向战友们提起家乡的往事，声音里满是坚定。当时国民党军在华南构筑“湘赣防线”，尤其在赣南地区部署了第4、第23军等主力部队，依托赣江天险和井冈山余脉构建防御工事，企图阻挡解放军南下。赖传珠对这片土地的地形了如指掌，他向邓华建议：“赣江下游江面宽、敌军防守密，中游的万安、泰和段水流较缓，且敌军侧翼薄弱，适合主力强渡。”

两人最终确定“声东击西”战术：以第44军一部在赣江下游的吉安附近佯攻，用火炮、机枪制造强攻假象，吸引敌军主力；同时集中第43军、第48军主力，在赣江中游的万安段强渡，直插敌军后方的赣州——这座城市既是赣南的政治中心，也是赖传珠的家乡所在地。

1949年7月中旬，强渡行动开始。赖传珠亲自来到万安江边的前沿阵地，看着熟悉的赣江水，向战士们讲述家乡人民的苦难：“这里的百姓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了二十多年，他们盼解放就像盼甘霖。我们不仅要打过江去，还要带着真心实意，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他组织战士们乘坐木船，在炮火掩护下向对岸冲锋，自己则站在江边的土坡上，用望远镜密切关注战况，每当有船只被敌军火力压制，他就立即调派迫击炮支援，为登陆部队开辟通道。

7月16日凌晨，第43军先头部队成功登陆，迅速突破敌军防线。赖传珠随即命令部队展开纵深推进，向赣州方向疾驰。沿途百姓看到解放军来了，纷纷走出家门，有的送粮食，有的当向导，一位白发老人拉着战士的手问：“你们是赖鹏英（赖传珠原名）带的队伍吗？我们早就听说他要回来解放家乡了！”消息传到指挥部，赖传珠眼眶一热，对身边的参谋说：“你看，乡亲们还记得我，这份情我们不能辜负。”

8月14日，第48军部队率先解放赣州城。当赖传珠率领兵团指挥部进入赣州时，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群众，有的举着“欢迎解放军解放赣南”的标语，有的捧着家乡特产的柚子、花生。他走到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当年掩护小妹赖玉秀逃生的乡亲钟大伯，两人紧紧相拥，钟大伯哽咽道：“鹏英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爹娘要是泉下有知，肯定高兴啊！”赖传珠握着老人的手，轻声说：“大伯，我回来晚了，但我带着队伍回来了，以后乡亲们再也不受欺负了。”

随后，他马不停蹄地指挥部队向赣县、瑞金、兴国等地进军。8月 23日，瑞金解放——这座红色故都回到人民手中时，赖传珠特意来到叶坪旧址，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鞠躬致敬：“当年从这里出发闹革命，今天终于把胜利的红旗插回了故土。”9月24日上午，第48军部队解放赣县大埠乡，赖传珠终于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他走到自家故居遗址前，看着仅存的一截断墙（1928年赖村暴动后被国民党烧毁），又来到父亲赖家芳、母亲郭氏的墓前，献上一束野花，轻声说：“爹、娘，儿子回来了，家乡解放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在家乡停留的三天里，赖传珠没有搞特殊，而是住在乡卫生院的临时房间里，每天走访农户，了解百姓的生活情况。看到有的乡亲还住着破旧的茅草屋，他立即协调部队调拨一批粮食和布匹，帮助乡亲们修缮房屋；得知村里的小学因战乱停课，他又组织战士们帮忙修复校舍，还捐赠了自己的津贴，为孩子们购置课本和文具。离开大埠乡时，乡亲们扶老携幼送行，赖传珠站在马车上大声说：“我虽然走了，但解放军会一直守护着家乡，咱们一起把赣南建设好！”

华南战场的决胜之力：从广州解放到匪患清剿

解放赣南后，赖传珠来不及过多停留，便率领第15兵团继续南下，投入到广东战役中。1949年10月，广东战役打响，这是解放华南的关键一战——国民党军华南军政长官公署设在广州，若能攻克这座城市，便能彻底打破敌军在华南的防御体系。

赖传珠与邓华制定“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作战方案，将兵团分为东、中、西三路大军：东路军由第41军组成，进攻惠州，切断敌军东逃至台湾的通道；西路军由第43军一部组成，进攻韶关，阻断敌军北撤至湖南、江西的退路；中路军由第44军、第48军组成，直扑广州。

韶关地处南岭山脉南麓，是广州的北大门，敌军在此部署了第62军主力，依托山脉构建了多层防御工事。赖传珠亲自前往西路军前线视察，在山间徒步十余里后，发现敌军侧翼的乐昌一带防守薄弱，且有一条山间小路可直达敌军后方。他当即命令西路军抽调一个师，由当地老乡带路，沿小路迂回穿插，同时让正面部队发起佯攻，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10月6日凌晨，迂回部队突然出现在敌军后方，与正面部队协同作战，敌军顿时陷入混乱。仅用3天时间，西路军便解放韶关，打开了通往广州的北大门。消息传到广州，国民党军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仓皇下令：“放弃广州，向雷州半岛撤退！”

10月14日，中路军兵临广州城下，发现敌军已开始大规模西逃。赖传珠立即命令部队“穷追不舍”，同时强调：“广州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工厂、学校、医院多，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敌军撤退时破坏！”他亲自带领警卫连率先进入广州城区，看到有的敌军士兵在街头抢掠，当即组织部队抓捕，还安排战士们在重要设施旁站岗守卫。

当晚，广州全城解放。当百姓们第二天清晨打开家门时，惊喜地发现街道整洁有序，解放军战士们有的靠在墙角休息，有的在帮商户清扫门前的杂物，没有一人进入民房。一位经营百货店的老板感慨道：“以前国民党军队进城，抢东西、抓壮丁，哪见过这样的军队？解放军才是真正为人民的队伍！”广东战役中，第15兵团共歼灭敌军4.3万余人，解放城市38座，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固守华南”的企图。

1949年11月，赖传珠兼任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此时的广东境内，仍有10万余名残余匪患，他们盘踞在粤北、粤西的山区，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社会秩序。面对复杂局势，赖传珠提出“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组织部队开展大规模清剿，根据匪患分布情况，将全省划分为12个清剿区，每个区配备一个师的兵力，采取“拉网式”战术逐步压缩匪患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动员匪首的家属、亲友组成 “劝降团”，深入山区喊话，还在报纸上刊登 “自首从宽”政策，为匪患留出路。

在清剿粤北乳源县匪患时，匪首李福林手下有500余人，凭借天险负隅顽抗。赖传珠了解到李福林的母亲仍在村里居住，便亲自上门拜访，向老人说明政策：“您儿子只要放下武器，政府不仅不追究，还会帮他安排生活。要是继续顽抗，最终只会害了自己。”老人被打动，写信劝儿子投降。最终，李福林率部下山自首，成为广东匪患清剿中的典型案例。

经过半年努力，广东境内共清剿匪患8万余人，剩余匪患也基本转入隐蔽，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与此同时，赖传珠还协助地方党委建立了10余个县级革命政权，组织部队帮助百姓恢复农业生产，修复被战火破坏的铁路、公路。1950年初，当他离开广东赴海南指挥作战时，当地百姓自发在路边立起“人民功臣赖传珠”的木牌，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感激——这份情谊，既是对他解放华南的认可，更是对他始终心系人民的回馈。

解放战争的收官之战：横渡海峡解放海南

1950年3月，当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时，海南岛仍被国民党军10万余人占据。琼州海峡宽达30余公里，水流湍急，且国民党军拥有海军和空军优势，构建了所谓的“伯陵防线”，声称“可保海南岛三年无虞”。此时，赖传珠与邓华共同指挥第15兵团，承担起解放海南岛的历史重任——这是解放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也是人民解放军首次进行大规模渡海作战。

“没有渡海经验，我们就创造经验；没有现代化渡海工具，我们就用木船打军舰。”赖传珠在作战会议上坚定地说。当时，第15兵团缺乏渡海作战的专业装备，仅收集到400余艘木船，且大多是渔民用于近海捕鱼的小船，部分船只甚至没有动力装置。为了克服这一困难，赖传珠组织部队成立了“船舶改装小组”，将汽车发动机改装到木船上，同时在船上安装迫击炮、机关枪等武器，打造出“土炮艇”。他还邀请当地有经验的渔民担任向导，详细了解琼州海峡的潮汐规律、暗流分布等情况，制定了“分批偷渡、主力强攻”的作战方案。

1950年3月5日，第一批偷渡部队出发，由第40军118师352团组成，乘坐13艘木船横渡琼州海峡。赖传珠亲自到码头送行，叮嘱部队“隐蔽前进，灵活作战”。由于行动计划周密，加上恰逢大雾天气，偷渡部队成功登陆海南岛，与琼崖纵队会师。3月26日，第二批偷渡部队出发，由第43军127师379团组成，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加强了海上封锁，渡海过程中遭遇敌军3艘军舰的拦截。赖传珠在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接应部队在海南岛登陆点发起佯攻，同时指示偷渡部队利用“土炮艇”展开反击。经过激战，偷渡部队成功突破拦截，与琼崖纵队会合。两批偷渡部队的成功登陆，为后续主力强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0年4月16日，主力强攻开始，第15兵团组织8个团的兵力，乘坐350艘木船横渡琼州海峡。当晚，国民党军发现解放军渡海部队后，立即出动海军和空军进行拦截，海面上炮火连天。赖传珠在指挥部密切关注战况，通过无线电及时调整部队部署。当敌军军舰逼近时，他命令“土炮艇”部队主动出击，利用木船灵活的优势，绕到敌军军舰侧面进行攻击。在战斗中，一艘“土炮艇”被敌军军舰击中，船长周德喜壮烈牺牲，战士们没有退缩，继续驾驶船只冲向敌军军舰，最终将其击伤。经过一夜激战，主力部队成功登陆海南岛，随即展开纵深推进。

登陆后，赖传珠与邓华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向海南岛各地发起进攻。在攻打海口的战斗中，敌军依托城墙构建防线，解放军战士奋勇冲锋，仅用2小时便解放海口。随后，部队向三亚方向追击，国民党军残部仓皇逃往台湾。4月30日，三亚解放，海南岛全境宣告解放。此次战役，第15兵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3万余人，缴获军舰4艘、飞机10架，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凭借海峡天险长期盘踞”的企图。解放海南岛后，赖传珠又率部参加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歼灭敌军700余人，解放万山群岛20余个岛屿，扫清了华南沿海的最后障碍，为新中国的海防安全筑牢了根基。

初心如磐的革命征程

从1947年到1950年，三年时间里，赖传珠的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南等各大战场，参与指挥了辽沈、平津、广东、海南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他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将井冈山精神融入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又是运筹帷幄的军事指挥员，在攻坚作战、运动战、渡海作战等不同类型的战斗中展现出卓越的战术智慧。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严明的纪律，成为人民解放军中的一支精锐力量。

站在海南岛临高角登陆遗址，望着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仿佛仍能看到当年木船横渡海峡的壮阔场景。赖传珠用热血与忠诚践行了井冈山时期铸就的革命初心，他的事迹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者，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始终会坚守信仰、勇担使命，在历史的洪流中书写不朽的功勋。他的精神，如同琼州海峡的灯塔，永远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

第六站·北京解放军总部：红墙下的治军魂

我们的足迹转向北京——这座见证了新中国诸多重大历史时刻的城市，也镌刻着赖传珠建国后履职的重要印记。冬日的中南海红墙在暖阳下更显庄严肃穆，总干部部旧址的陈列馆内，一组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的历史照片引人驻足。讲解员指着一张伏案工作的黑白照片介绍：“这就是时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赖传珠，全军授衔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正是由他牵头负责的。”照片里的赖传珠身着军装，鬓角已染霜色，桌上堆叠的档案盒上，"授衔评审"的字样清晰可辨。

展厅的玻璃展柜中，一份泛黄的评审文件复制品格外醒目，文件末尾的签名处，“赖传珠”三个字旁，有一行铅笔书写的批注：“恳请降为中将”。这段尘封的往事，在讲解员的叙述中逐渐清晰：1955年深秋，当拟定的授衔名单送到赖传珠手中，看到自己被初步拟定为上将军衔时，这位从南昌起义一路拼杀过来的老将陷入了沉思。他连夜写下申请，字里行间满是坦荡：“革命非为论功行赏，我历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新四军参谋长等职，然比起牺牲的战友，比起满门忠烈的家人，此功何足挂齿？”评审委员会的同志们为之动容，却在毛泽东主席审阅时迎来了坚定的否决。“赖传珠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从井冈山到海南岛，满门三十一口为革命捐躯，上将之衔实至名归！”主席亲笔圈定，将他的名字位列开国上将第六位，这一落笔，既是对赫赫战功的肯定，更彰显了对他“功高不自矜”品格的尊崇。展柜中同时陈列的，还有那枚熠熠生辉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勋章的绶带虽已褪色，却依旧能映照出主人戎马半生的荣光。

离开总干部部旧址，我们驱车前往北京军区机关大院。冬日的营区里，战士们的训练声穿透寒风，而六十多年前，赖传珠正是在这里开启了军区政委的任职生涯。1958年11月，因原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上将长期伤病辞职，赖传珠从总干部部调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军史馆的“历任领导”展区，赖传珠的半身铜像旁，镌刻着他任职期间的治军格言：“官兵一致不是口号，是要让战士们握枪时有力，吃饭时暖心。”

一位军区退休老干部的口述史料，为我们还原了当年的场景。“赖政委到任第一天，就去了基层连队，没进连部先进食堂，掀开菜桶闻了闻，又摸了摸战士们的被褥。”老干部的回忆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某次干部考核会上，有人托关系说情，希望能优先提拔，赖传珠拍着桌子厉声说道：“我这个官是靠家人和战友的鲜血换来的，绝不能让投机取巧者钻了空子！”他主持制定的《基层干部考核细则》，将“群众威信”“训练成绩”作为核心指标，杜绝一切人情干扰。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军区开展了“互帮互学”活动，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基层骨干上站授课，营区内的训练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在军史馆的档案库里，找到了赖传珠当年的工作日记复刻本。1959年春的一篇日记中，他写道：“今日赴天津卫戍区视察，见新兵多为南方子弟，畏寒者众，当增配棉衣。”次日的军区会议记录显示，他当即拍板调拨一批御寒物资，还特意要求后勤部门在棉衣内衬缝上绒布。这份对战士的体恤，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带兵先带心，心齐则兵强。”不过一年时间，因工作调整，赖传珠将接力棒交给廖汉生中将，调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但他在任期间留下的治军理念，至今仍在军区传承。

第七站·沈阳军区：黑土地上育英模

1959年11月，东北的寒风已带着刺骨的寒意，沈阳站的月台上，刚从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调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赖传珠，身着笔挺的军装，目光坚毅地望着站前广场上“保卫东北边疆”的标语。这一年，他47岁，从战火中走来的脸庞刻着岁月的痕迹，却依旧精神矍铄。我们站在沈阳军区军史馆的“将帅风采”展区，看着标注“1959.11-1965.12”的任职时间牌，讲解员介绍：“当时沈阳军区肩负着拱卫东北、巩固国防的重任，部队刚完成整编，基层建设亟待加强。赖政委到任后提出‘抓基层、树典型、强作风’的工作思路，而雷锋这个名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了他的视野。”

冬日的沈阳军区机关大院里，松柏常青。我们在当年的政治部办公楼旧址前驻足，这里曾是赖传珠推动典型培育工作的“指挥中枢”。军史馆保存的《沈阳军区1960年工作纲要》复刻本上，赖传珠的亲笔批示格外醒目：“基层是部队的根基，要从战士中挖掘可学可敬的榜样，让大家学有方向、做有标杆。”为了摸清基层情况，他到任后的第一个月，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先后走访了驻长春、哈尔滨、大连的12个基层连队，白天和战士们一起出操、吃饭，晚上在营房里促膝长谈，笔记本上记满了战士们的事迹素材。

1960年1月，驻抚顺某部运输连新兵雷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军区政治部的基层简报上。我们在军史馆的“典型培育”展区，看到了这份泛黄的简报复刻件，上面记载着雷锋入伍第一个月就主动帮助战友补衣服、冒雪抢修车辆的事迹。当时负责基层宣传的干事戴明章，在简报末尾加了一句批注：“该战士思想觉悟高，群众威信好，可重点关注。”这份简报辗转送到赖传珠手中时，已是1960年2月的一个雪夜。

军史馆内复原的赖传珠办公室场景中，一盏老式台灯亮着暖黄的光，桌上摊着那份基层简报，旁边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搪瓷杯——这是当年赖传珠深夜批阅文件的真实写照。讲解员指着简报上的红圈说：“赖政委看到雷锋‘把省下来的津贴捐给灾区，自己却穿着打补丁的袜子’的事迹时，当即让秘书联系抚顺军分区，要求详细上报雷锋的全部事迹。”三天后，一份厚达20页的《关于战士雷锋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送到了他的案头，里面附着雷锋写的日记摘抄、连队的表扬信，还有他帮助老乡挑水、给小学生辅导功课的照片。

我们驱车前往抚顺雷锋生前所在部队营区，冬日的营区内，“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格外醒目。在雷锋班旧址的陈列室里，当年的班长张兴吉的口述史料录音正在播放：“1960年3月的一天，军区突然来了通知，说赖政委要亲自来看望我们连，还特意点名要见雷锋。那天雷锋紧张得手心都冒汗，赖政委却拉着他的手坐在床铺上，问他家乡的情况，问他当兵的想法，聊了足足一个多小时。”陈列室的橱窗里，摆放着当时两人谈话时的场景蜡像，赖传珠面带微笑，雷锋则眼神真挚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两人身上，画面温暖而动人。

1960年5月，《前进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长篇通讯，还配发了雷锋的日记节选。这篇通讯的初稿，是赖传珠亲自组织军区宣传部门撰写的，前后修改了5次。我们在军史馆看到了通讯的修改手稿，上面有多处赖传珠的圈改痕迹，比如将“雷锋同志表现优秀”改为“雷锋同志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他做好事不留名”细化为“他在雨中护送老人回家后，悄悄留下自己的口粮，却不肯留下姓名”。

通讯刊发的当天，赖传珠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雷锋作为全军的学习典型来推广，不仅要宣传他的事迹，更要提炼他的精神。”他亲自提议，让雷锋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军区共青团代表会议，并安排他在会上作典型发言。为了让发言更接地气，赖传珠特意抽出半天时间，听雷锋试讲。军史馆保存的试讲录音复刻件中，能听到赖传珠的指导声音：“小雷，讲你给工地送水的事时，要说说你看到工人们辛苦时的心情；讲你节约津贴的事时，要讲讲你想到灾区群众时的感受，真情实感最能打动人。”

1960年8月，军区组织“模范战士巡回报告团”，雷锋作为核心成员，先后在东北三省的20多个城市、50多个部队作报告。每到一处，赖传珠都提前打招呼，要求当地部队“不搞特殊接待，让雷锋和战士们同吃同住”。我们在报告团当年的行程表上看到，赖传珠还特意安排雷锋到自己的家乡湖南长沙作报告，让家乡人民也感受这位普通战士的精神力量。报告结束后，雷锋给赖传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政委，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封信的复制品，就陈列在雷锋纪念馆的核心展区。

在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的“精神传承”展厅，一组珍贵的文物让我们驻足：一本1960年版的《雷锋日记》初稿，上面有赖传珠用红笔修改的笔迹，其中“我要为人民服务”被改为“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句名言，正是出自他的修改。讲解员介绍：“当时军区准备汇编《雷锋日记》，赖政委亲自审阅了全部日记，不仅修改了语句，还挑选了最能体现雷锋精神的30篇，要求作为重点篇目学习。”

我们在展厅的多媒体屏幕上，看到了1960年10月赖传珠在军区基层干部培训会上的讲话录像，画面虽有些模糊，但声音依旧洪亮：“雷锋精神不是孤立的，他的‘螺丝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正是我们部队需要的优良作风。每个连队都要组织学习讨论，让每个战士都明白，学雷锋就是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了推动学习活动深入开展，他还带头撰写学习心得，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文中写道：“雷锋同志是基层战士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证明，平凡的岗位上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当年的基层连队学习场景复原区，我们看到战士们围坐在一起，认真学习《雷锋日记》，桌上摆放着“向雷锋学习”的笔记本，上面摘抄着雷锋的名言。讲解员说：“在赖政委的推动下，沈阳军区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战士们主动成立‘学雷锋小组’，帮老乡种地、为群众修桥补路，部队的作风面貌焕然一新。1960年底，沈阳军区被总政治部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这与雷锋典型的带动作用密不可分。”

1962年8月15日上午10点，赖传珠正在主持军区党委会议，研究秋季训练工作。当秘书轻声走进会场，在他耳边汇报“雷锋同志在指挥战友倒车时，被电线杆砸中，经抢救无效牺牲”的消息时，这位历经无数战友牺牲的老将军，身体猛地一震，手中的钢笔“啪”地掉在桌上。我们在军史馆的会议记录复刻本上看到，当天的会议记录在10点15分处有一段空白，讲解员解释：“赖政委沉默了足足五分钟，眼眶通红，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他在会议上失态。”

赖传珠当即中止会议，主持召开紧急常委会，第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处理雷锋同志后事及传承雷锋精神的决定”。会议纪要显示，他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一是由军区政治部牵头，整理雷锋的完整事迹，编纂《雷锋传》；二是呈请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三是在全军范围内深入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当天下午，他就带着军区政治部的同志赶赴抚顺，亲自看望雷锋的战友，慰问雷锋的家人，还特意到雷锋牺牲的现场查看，反复叮嘱相关部门“要妥善保护现场，建立纪念设施”。

在后续推动雷锋精神传承的过程中，赖传珠始终亲力亲为。1962 年9月，他组织军区宣传部门成立专项小组，对雷锋的日记、书信、事迹材料进行系统梳理，光是核实雷锋帮助过的群众信息，就派人走访了辽宁、湖南等地的10多个村镇，确保每一个故事都真实可考。他还多次强调：“宣传雷锋不能神化，要还原他作为普通战士的真实形象，这样才更有感染力。” 在他的要求下，《雷锋传》初稿中“过度渲染雷锋事迹”的部分被删减，补充了雷锋训练时因动作不标准被班长批评、努力改正的细节，让这位典型人物更显鲜活立体。

1963年初，为了让“雷锋班”命名工作顺利推进，赖传珠多次与总政治部沟通，详细汇报雷锋事迹的时代价值与军区培育典型的过程。他在呈送的报告中写道：“命名‘雷锋班’，不仅是对一名优秀战士的表彰，更是为全军树立一个可学可做的榜样，对推动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月7日国防部正式下达命名命令后，他又亲自参与命名大会的筹备，从会场布置到流程安排都逐一审核，还特意嘱咐工作人员：“要邀请雷锋的家乡代表、曾受雷锋帮助的群众参加大会，让大家共同见证这个重要时刻。”

命名大会当天，除了按流程完成授旗仪式，赖传珠还在会后组织“雷锋班”战士召开座谈会，他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说：“我17岁参加革命，当时就想着为穷人谋出路，雷锋同志的初心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你们接过这面旗，就要把这份初心传承下去，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小事。”他还为“雷锋班” 制定了三条“班规”：一是每天坚持学习雷锋日记，二是每周至少为群众办一件好事，三是每月向军区汇报一次传承情况，这些规定后来成为“雷锋班”延续至今的传统。

在推广雷锋典型的同时，赖传珠始终没有放松军事训练和基层建设。我们在沈阳军区训练场旧址看到，冬日的积雪覆盖了跑道，却依旧能辨认出当年的训练标线。军史馆保存的1961年《沈阳军区训练总结》显示，在他的推动下，军区开展了“学雷锋、强技能”训练竞赛，战士们以雷锋“钉子精神”钻研军事技术，当年的射击合格率从上年的82%提升到95%，战术演练优秀率达到90%。

1960年冬，东北遭遇特大雪灾，边境哨所的给养运输受阻。赖传珠亲自带队赴边境慰问，越野车在积雪中行驶了整整两天才抵达最偏远的珍宝岛哨所。我们在哨所的历史陈列室里，看到了当时的慰问照片：赖传珠握着哨兵冻得发紫的手，把自己的皮手套摘下来给战士戴上，还亲手为战士们端上热腾腾的姜汤。哨所老兵的回忆录音中说：“赖政委看到我们的被子有点薄，当场就给后勤部门打电话，要求三天内把加厚的棉被送到每个哨所。他还和我们一起站岗，说‘你们守着国门，我这个政委也该站一班岗’。”

为了让雷锋精神融入部队日常，赖传珠还主持制定了《沈阳军区学雷锋常态化实施办法》，明确要求每个连队每月开展“学雷锋主题活动日”，每周评选“学雷锋标兵”，把学雷锋情况纳入干部考核和战士评优的重要内容。我们在当年的《连队日志》复刻本上看到，某连战士在日志中写道：“赖政委说学雷锋要常态化，我们每天轮流帮炊事班做饭，每周去附近村小学辅导功课，这已经成了习惯。”到1962年底，沈阳军区涌现出了300多个“学雷锋先进集体”和1200多名“学雷锋先进个人”，雷锋精神已成为推动部队建设的强大动力。

站在沈阳军区军史馆的“雷锋精神传承”展区出口，一组数据墙格外醒目：在赖传珠任职期间，沈阳军区基层事故发生率下降60%，群众表扬信增长3倍，先后有5个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冬日的阳光透过展厅窗户，照在赖传珠与雷锋的合影复制品上，两人的笑容在阳光下格外温暖。这份跨越职级的师生情谊，这份在黑土地上培育出的精神火种，早已成为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而这份精神火种的守护者，却在1965年的寒冬迎来了生命的终章。这一年12月，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如期召开，彼时赖传珠的身体已发出明显的健康警报——持续的工作劳累让他时常感到肝区隐痛，脸色也比往日苍白许多。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同志看在眼里，多次劝他暂缓参会，先赴北京做全面检查，可赖传珠却摇了摇头：“会议关乎军区全年工作部署，基层同志都从各地赶来，我这个政委哪能缺席？”

会议期间，他强撑着身体，从军区思想政治建设到冬季战备训练，从基层官兵生活保障到边境防务部署，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发言。讲至动情处，他还特意提到雷锋精神的深化传承，强调“要让‘螺丝钉精神’融入每个战位”，声音虽偶有沙哑，却始终坚定有力。散会时，身边参谋发现他扶着桌沿的手微微发颤，额头渗着细汗，可他只说是 “老毛病，歇会儿就好”，转头又投入到文件审阅中。

12月14日清晨，警卫员发现赖传珠的脸色突然变得蜡黄，连端水杯的手都有些不稳，赶忙报告军区领导。众人不敢耽搁，立即将他送往沈阳军区总医院。经检查，他患上了急性重症肝炎，转氨酶指标飙升至 8000 单位（正常范围仅 0-40 单位），肝脏已出现严重损伤，医生当即下了病危通知，安排进重症监护室抢救。

消息连夜上报至中央军委，毛主席听闻后极为关切，当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赖传珠同志！”他亲自点名调派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肝病专家，派专机紧急送往沈阳。短短三天内，4架军用飞机先后降落在沈阳机场，13名国内顶尖医护专家带着特效药品和先进医疗设备齐聚医院，组成专项抢救小组。毛主席还多次过问病情，每当收到“病情仍不稳定”的报告，便叮嘱 “再调最好的药、最有经验的医生”，甚至亲自圈定药品调配清单，盼着能出现转机。

医护人员日夜守在病床前，采用当时最先进的保肝治疗方案，可赖传珠的病情仍在持续恶化。12月15日深夜，他陷入昏迷，偶尔清醒时，嘴里念叨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军区的冬季训练计划”“边境哨所的给养”“雷锋班的后续建设”。12月24日凌晨，他的血压突然下降，呼吸逐渐微弱，经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日上午7时30分停止了呼吸，年仅55岁。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将军，最终将生命的最后一抹光，也献给了他守护的黑土地与军营。

赖传珠逝世后，他的家人强忍悲痛，始终坚守着他生前的嘱托。妻子孙湘（赖传珠第二任妻子，革命干部）将他的遗物仔细整理：从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日军雨布，到解放战争中记满战术部署的笔记本，再到建国后记录基层官兵诉求的工作手册，一一捐赠给沈阳军区军史馆。他的子女们更是以父亲为榜样，长子赖小鹏继承父志参军，从基层战士做起，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作风，成长为海军军官，始终以“不搞特殊、不辱门风”要求自己；女儿赖小敏则投身教育事业，常以父亲培育雷锋典型的故事为学生们讲红色党课，让“为人民服务”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

1965年12月28日，沈阳军区为赖传珠举行公祭大会。灵堂内，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送的花圈整齐排列，“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毕生戎马铸军魂”的挽联悬挂在正中。来自军区各部队的官兵代表、地方党政干部、群众代表数千人前来送别，不少曾受他关怀的基层战士泣不成声。公祭结束后，中央派专机护送他的骨灰前往北京，4架战斗机全程护航，以最高礼仪送别这位开国上将。

当专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叶剑英、徐向前两位元帅，粟裕、萧劲光、王树声三位大将，以及15位开国上将早已等候在停机坪。他们身着军装，神情肃穆，亲自为赖传珠迎灵，随后护送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墓碑上，除了生平简介，还特意刻下“雷锋精神的重要培育者”字样——这既是对他军旅生涯的总结，更是对他将平凡精神铸成时代丰碑的最好致敬。

如今，在沈阳军区军史馆的“雷锋精神传承”展区，赖传珠的手稿、他与雷锋的合影、他生前用过的公文包被并列陈列。每当有参观者驻足，讲解员总会提起那段往事：正是这位开国上将的慧眼识珠与倾力推动，让雷锋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影响全国的精神偶像，也让 “为人民服务”的种子在军营、在社会深深扎根。而赖传珠自己“功高不自矜、位高不忘本”的品格，也如同这寒冬里的阳光，与雷锋精神一道，温暖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终站·忠魂永驻：松柏间的精神坐标

我们的旅程终点，是沈阳烈士陵园。初抵时，天空正笼着一层厚重的阴云，铅灰色的天幕低低压在陵园上空，连苍松翠柏的枝叶都似蒙着一层沉静的雾，空气中弥漫着肃穆的气息，仿佛连风都放缓了脚步，静静等候着与忠魂的对话。赖传珠的墓碑在这阴沉的天色里静静矗立在陵园中轴线一侧，碑身通体由花岗岩打造，历经数十载风雨仍完好无损，“赖传珠同志之墓”六个鎏金大字虽未得阳光映照，却依旧透着穿透岁月的庄重——这是对一位开国上将、沈阳军区前政治委员的最高敬意。墓碑背面，短短数百字的生平简介浓缩了他55载波澜壮阔的人生：从1910年生于江西赣县的农家少年，到17岁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时期的红军特务连党代表，到长征路上率部血战湘江、强渡乌江的指挥员；从新四军时期统筹全军建制的“大管家”，到解放战争中挥师解放海南的第15兵团政委；从建国后主持授衔时主动申请降衔的谦谦君子，到扎根沈阳军区培育雷锋典型、推动“向雷锋同志学习”热潮的领路人，每一段履历都如碑石般厚重，镌刻着永不褪色的忠诚与担当。

墓前的石台上，几束白菊在阴风中轻轻颔首，花瓣带着未散的潮气，那是前几日前来瞻仰的群众、官兵留下的敬意。不远处，几位身着迷彩服的年轻人正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胸前的红领巾——他们是驻沈部队的新兵，刚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基础训练，按照部队传统，“到赖传珠将军墓前听故事”是他们入伍后的第一课。带队的老班长蹲下身，指着墓碑上“雷锋精神的重要培育者”这句特殊标注，轻声讲述着1960年的往事：当年正是赖传珠将军从基层简报中发现雷锋的事迹，连夜要求详细上报，亲自修改通讯稿、指导雷锋作报告，甚至在雷锋牺牲后力推“雷锋班”命名，才让这位普通战士的精神从沈阳军区走向全国。新兵们听得格外认真，有人悄悄掏出笔记本记录，指尖偶尔触碰到微凉的石面，眼神里满是崇敬——对他们而言，这位将军不仅是历史书中的英雄，更是指引自己如何“当一名好兵”的精神坐标，即便天色阴沉，这份敬意也丝毫未减。

就在我们驻足缅怀时，天空中忽然飘起了细碎的雪花。起初只是零星几点，落在衣襟上便化作微凉的水珠，渐渐的，雪粒愈发密集，如柳絮般漫天飞舞，无声地覆盖住陵园的每一寸土地。寒风裹着雪花掠过墓碑，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将军与这片土地的深厚联结：1959年至1965年，赖传珠在沈阳军区任职的六年间，把心血都倾注在东北边疆防务与部队建设上——他走遍军区12个基层连队，在雪地里和战士们一起站岗、在食堂里检查伙食；他力排众议推广雷锋典型，让“为人民服务”的种子在军营扎根；即便在1965年冬身患急性重症肝炎，他仍强撑着主持军区党委会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念叨“边境哨所的给养”。如今，他虽长眠于此，雪花却似带着特殊的使命，为这片他曾奉献的土地披上洁白的衣袍，而每年清明，军区官兵会来这里敬献花圈，中小学学生会来这里听红色故事，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常带着孩子来墓碑前驻足，听长辈讲“赖政委和雷锋”的往事，这份记忆，从不因时光或天气而褪色。

很快，薄薄的雪花便铺满了陵园，天地间一片素白，脚步声踩在雪地上，只留下轻浅的“咯吱”声，格外轻缓。新兵们在墓碑前整齐列队，敬上标准的军礼，雪花落在他们的肩章上、帽檐上，为青涩的脸庞镀上一层莹白，稚嫩却坚定的目光望向碑身——他们知道，这一课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接过精神的接力棒。就像当年赖传珠将军从井冈山接过革命火种，如今，他们要从这里接过“忠诚、担当、奉献” 的信念，在守护边疆、服务人民的岗位上，续写属于新时代军人的答卷。雪片轻轻落在军礼的指尖，也落在鎏金的碑文上，融化成细小的水珠，又很快被新的雪花覆盖，仿佛在见证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让忠魂的光芒，在白雪覆盖的沈阳烈士陵园里，愈发清晰明亮。

 陵园陈列馆内，暖意驱散了室外的阴冷，那些陪伴赖传珠走过建国后岁月的物品依然完好：1958年他在北京军区任职时用过的公文包，边角已有些磨损，里面还保留着当年的干部考核表；1960年视察沈阳军区基层时用过的保温杯，杯身上“为人民服务”的字样依旧清晰，仿佛还留着当年的温度；最令人动容的，是一本1963年版的《雷锋日记》，扉页上有他写给子女的批注：“学雷锋不是学形式，是学他那颗为人民的心。”讲解员告诉我们，赖传珠将自己的家产全部充公，家乡赣县大埠乡的敬老院，就是由他的祖屋改建而成，三年困难时期，他还从自己的口粮中挤出部分，托人捎给家乡的乡亲，这份为民的初心，恰如室外的白雪，纯粹而真挚。

从赣南的青石板路到北京的红墙下，从沈阳的军营到烈士陵园的松柏间，我们的足迹跨越万里，追寻着赖传珠将军的人生轨迹。这位开国上将，在战场上是令敌人胆寒的铁血先锋，在授衔时是功高不自矜的谦谦君子，在北京军区是铁面无私的治军良将，在沈阳军区是培育英模的远见伯乐。他的背后，是赖家31口人为革命捐躯的壮烈；他的身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信念，而此刻漫天飞雪，正为这份信念镀上最圣洁的底色。

离开陵园时，雪花仍在飘落，整个陵园已被白雪覆盖得严丝合缝，青灰色的墓碑、苍绿的松柏都裹在素白里，显得格外整洁、肃穆与庄严。我们驻足回望，那座静默的墓碑在风雪中愈发挺拔，碑身的鎏金大字在雪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温润而坚定的微光。恍惚间，将军的身影在风雪中缓缓浮现：在赣南老家的柚子树下，他握着父亲递来的银圆，眼神坚定地踏上革命路；在湘江觉山铺的阵地上，他顶着炮火嘶吼着“死也不能退”，身后是中央纵队的安危；在遵义会议后的乌江岸边，他臂缠绷带指挥工兵架设浮桥，寒江水雾打湿了他的军装；在新四军岩寺军部的油灯下，他彻夜修改军事教案，字迹里藏着建军强军的热忱；在中南海的灯光下，他握着那份授衔名单，郑重写下“恳请降为中将”的批注，功高不自矜的品格跃然纸上；在北京军区的食堂里，他掀开菜桶检查伙食，转身就调拨物资为南方新兵添置冬衣；在沈阳的会议室里，他拍着桌子力推雷锋典型，让平凡英雄的精神传遍华夏；在珍宝岛的雪地里，他把自己的皮手套戴在哨兵冻紫的手上，轻声说着“守国门要暖着心”。这一个个跨越时空的场景，在漫天飞雪中愈发清晰，串联起将军55载波澜壮阔的人生，每一个身影都如雪中的丰碑，镌刻着永垂不朽的忠诚与担当。

他用满门31口忠魂的牺牲为底色，以一生的戎马倥偬为笔触，在华夏大地上书写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答卷。夕阳彻底隐没，墓园渐入静谧，唯有松柏常青，一如将军的精神，深深扎根在这片他曾守护的土地上，融入代代中国人的血脉。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到国泰民安的和平时期，从军营里的新兵教育到校园中的红色课堂，将军的故事始终在流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以忠诚立心、以担当立身，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着"为人民谋幸福"的誓言，这便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也是精神传承最动人的模样。

作者简介：李广畅，山东新四军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资深媒体人、作家、法律维权专家、通晓各种文体写作和法律知识、有丰富的法律服务实战经验，受聘担任多家企业和媒体法律顾问，现任作家报（网）总编辑，《文学与法治》总编辑，中国新时代党建新闻网副总编辑、作家报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文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国际华文作家传媒联盟主席。曾在济南军区某部专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因写作多次立功授奖，后转业到新泰市人民法院任秘书和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现为文化公司和法律公司、综合经贸公司执行董事。从1993年开始专业为老百姓垫钱打官司，激活了法律服务市场，有中国垫钱打官司第一人之称。学习蒲松龄，边打官司边搜集文学创作素材，业余时间进行新闻和文学创作。曾在济南军区司令部宣传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山东青年报社理论部和新闻部学习，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农民日报、人民装甲兵、人民法院报、中国科技信息报、大众日报、前卫报、山东青年报、山东法制报、山东青年、时代文学、农村大众 、山东工人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黄河民兵、大众法治、山东审判等报刊电台出版社发表新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并有多篇文章和典型经验材料在征文活动中获奖和被解放军出版社、经济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入选结集出版。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离歌》、《婚姻出走记》分别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所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形形色色的离婚案》、《羊流风华》、长篇小说《青春芳华》、《情缘》、《未了的情缘》、《人生春梦》、长篇文学游记《中国的红色密码》系列篇章等在国家正规报刊、网站上发表，受到读者好评。

总编审：蓝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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